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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理论与政党合作
天津政协网 www.tjszx.gov.cn 日期: 2017-06-15 14:42 来源: 市政协研究室 作者:张仕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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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5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自2015年5月18日起施行。之前,从1950年中共建政之初到2006年,开过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却被冠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改名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虽然仅有二字之差,却意义重大,加之去年以来,两位副国级领导人相继任职统战部,凸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统战工作的重视。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在现阶段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政治协商的主体主要有政党、无党派人士、各民族代表、宗教界人士,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主要议题是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其宗旨在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
  政党间合作是政协工作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本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中共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领导着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国家政权,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各民主党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充分发挥和加强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的作用,对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党派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为: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
  长期以来,农工民主党是医疗卫生界别中民主党派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的政治协商实践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界别优势,积极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建言建策,取得了很好的参政效果,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十年来,协商民主理论在国内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诠释增加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活力,因此加强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并探讨其在政党合作中的积极意义,就变得十分必要。
  协商民主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同国度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如哈贝马斯、罗尔斯、吉登斯、米勒等都孜孜埋首于探求这种新的理论转向的内在理路。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还超越了哲学思维和理论研讨的局限,更深入和普遍的与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1980年,约瑟夫•毕赛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20世纪中期以来将美国宪法的性质归结为“精英”和“贵族”的文献的各种质疑和指责,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他认为美国宪法既体现了多数的原则,同时也是对多数的制衡,但这种制衡并不违反多数原则本身。美国立宪者的观点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需要限制大众的多数,二是使多数原则有效。这两方面统一体现在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的明确意图中。1996年,詹姆斯•博曼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民主、复杂性与民主》这本书,作者认为在多元文化、社会复杂现实和普遍的不平等条件下,协商民主依然可以保证公民自治和主权的民主思想。关于协商民主的方法论研究,集中体现在菲什金运用“协商民意测验“方法促进基层政治实验的研究之中。1999年3月,曼彻斯特大学政治思想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关于协商民主的研讨会,会上学者进行了讨论,与会的论文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协商的规范性问题,二是实现规范性协商民主理想的制度结构。这是国外的一些想法。
  中国学术界开始接触并了解协商民主理论,最初应该是2002年。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当时在中国所做的“协商民主的三种规范”演讲,让国内学术界开始知晓“协商政治”。真正首次见著于文的协商民主研究,则是2003年6月发表的“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一文,这是俞可平写的文章,文章认为政治行为者之间就共同关心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这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政府与公民的协商,既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协商作为民主的实践,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2004年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国内学术视野,一是学术杂志开始开设专栏,二是课题设置、出版规划和学术研讨等相继丰富了这一热点话域。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了《协商民主》文集;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将中央编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协商民主译丛”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200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审议民主》文集。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如浙江大学举办的“协商民主国际研讨会”等。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中,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译名,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协商民主”这一译法。协商式民主从这个词的原意上讲具有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具有协商、辩论和审议功能。如立法会议就是一个协商、审慎的机构。第二,与政策问题有关,运用智慧和权宜之计应对某一建议。第三,正式的咨议、协商是比较符合原词的意思。选择协商民主的译法可以体现上述几个内容,这个译法还可以与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相衔接,一方面将既有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协商民主移植的可利用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化、丰富和提升政治协商制度的运用,促进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转型。
  对于协商民主的看法,乔恩•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就是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讨论进行决策。这种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协商民主涉及到集体决策,所有受此决策影响的人或其代表都应该参与这一过程,即决策是民主的;第二,涉及集体的决策都应该经过参与者之间的讨论、争论来进行,这些争论既来自参与者,也面向参与者,参与者本身也都具备了理性和公正这样的品德,这是民主过程的协商部分。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明确内涵着协商与民主两个部分。弗兰克•米歇尔曼也认为,协商民主“是民主与协商的混合物”。埃尔斯特认为,对协商和民主这两个方面的认识,比较合理地表达了协商民主的外延部分的共同点。但是,关于协商民主的内涵,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例如苏珊•斯托克斯认为协商就是由交流所导致的偏好的内在改变;迪戈•甘贝塔指出,协商的特征就是所有人在做出集体决策之前依次发表看法和聆听意见的交谈;科恩则是要超越讨论的概念,来探究平等公民之间自由而公开推理的观念;费伦的目的是考察各种经验上可确认的讨论现象是否会带来好的结果以及何时会带来好的结果。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政治,实际就是意见和意志的民主形成过程,其形成的过程不仅表现为议会中利益的妥协,而且也与公民的政治公共领域的自由协商有关。协商民主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将涉及正义问题的协商规则和辩论形式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转化为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决策之中,通过它们,交往权力就转换成了行政权力。因此,公共权威也就获得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美国耶鲁大学的伊桑.J.莱布博士认为,协商民主政治概念首先强调人民主权是其价值追求所欲达致的理念。其次,协商民主试图寻找一些更为实质的方式,通过让权力经由公民积极参与而非在统治高压下政治冷漠所达成的一致性的过程,以使权力行使合法化。再则,协商民主提倡将公民、选举的代表、利益集团的领导以及法官吸纳进协商过程中,公民直接参与法律制定能够克服一些立法上的缺陷。另外,面对面的互动式的协商应该优于远程民主。最后,协商民主应该注重争辩与论争,并努力在通过投票来形成偏好聚合之前促成一场完全的、公正的就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协商将会给公民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使政府权力的行使更趋合法性。
  协商民主概念主要有这样几种含义:第一,作为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第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第三,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因此,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协商民主理论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是自由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自由民主的矫正和超越,协商民主与自由民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对话民主、交往民主和话语民主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内涵。  
  协商民主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国家制度、特设论坛以及公共领域等不同层面。第一,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地方治理革新运动。协商民主在地方治理中最为典型的例证主要有参与式预算、市镇会议、公民大会,委员会、评议会等形式的制度平台。第二,区域性政治中的协商政治。第三,风险社会的协商选择。第四,协商民主还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应用的范围。
  总而言之,协商民主在现实政治实践各中具有超越既有现实政治模式的意义。第一,改善立法和决策的质量,促进合法决策。第二,培养公民精神,促进政治共同体的形成。第三,矫正自由民主的不足,随着国家角色,政体规模以及异质性因素的变化,自由民主以及基于自利观念的个人主义已经腐蚀了民主的核心理念,协商民主可以矫正不足。第四,制约行政权的膨胀。第五,协商民主能够充分发挥理性作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致力于使理性在政治中凌驾于权力之上,政策之所以应该被采纳,不应该是因为最有影响力的利益取得了胜利,而应该是因为公民或其代表在倾听和审议相关的理由之后,共同认可该政策的正当性。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存在着丰富的协商民主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治理、立法听证和公共论坛。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出了许多协商制度形式,如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居民论坛、乡村论坛、民主听证或议政会。基层的这种协商民主形式是一种协调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程序和途径,民主恳谈是浙江省温岭市在世纪之交创造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民主恳谈过程的参与者能够通过倾听、对话和沟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基本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公共利益。
  协商民主对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民主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促进合法决策和民主监督具有积极的意义。这里面包含以下几个内容,第一,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第二,协商民主有助于制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膨胀。第三,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利益表达渠道,推动公民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对话和交往,增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第四,协商民主有助于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第五,协商民主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第六,协商民主有助于在实践中形成健康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宽容、理解、对话、倾听和理性的民主范围。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农工民主党一直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建策。在现阶段,农工民主党首先要在理论思想上与时俱进,针对近十年来在国内流行的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协商民主理论,要加强学习,以最新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的工作。协商民主产生于西方政治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竞争性民主和选举制度的矫正,但却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构成了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从而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区分。协商民主理论为各民主党派实践参政党职能提供了开阔的思路和广阔的空间,对农工民主党的工作内容和方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农工党应该组织和利用好教育文化界的各种资源,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在党员群众中普及协商民主理论基本知识。在参政议政的政治实践中,农工民主党要发挥既有的界别优势,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看病难、就医难、医患关系紧张”等民生问题,积极调研,及时倾听医院、医生和病人的意见,加强与卫生主管部门的沟通,就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专业而卓有成效的意见,为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与执政党和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中,一定要注重协商的方式和技巧,利用近年来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出来的多种协商制度形式,充分表达民意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同时,农工民主党员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推动公民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对话和交往,鼓励公民积极有序参与政治,营造公民社会理性而又健康的良好氛围,真正体现出协商民主的真精神,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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