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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协商在新时代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性及发展途径
天津政协网 www.tjszx.gov.cn 日期: 2020-03-25 15:1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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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同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强调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重要形式”。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要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报告全文中有22处强调“协商”,并专辟一节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可见,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只要存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就一定有协商的存在。因为人们交往的目的就是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共识,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协商普遍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生活中。但是,协商不一定是协商民主,协商是作为一种沟通与交流的方式而存在;而协商民主则有自己特定的前提,它是基于人民民主政治体系而存在的,其最重要的属性是以创造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为取向。本文所论述的基层协商主要是指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以及公民通过基层群众组织等公共平台所进行的协商。

  •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实践,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协商民主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民主形式。

  (一)我国协商民主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

  从渠道看,包含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从内容看,涵盖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决策,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各协商渠道自身建设的相关事务等;从层级看,包括从中央到基层各个层级。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吸纳各党派团体、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泛参与协商,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充分反映各方面意见建议,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吸纳社会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凝聚各方面的智慧,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吸收专家学者、智库机构进行决策咨询,提高决策的专业化水平;在决策过程中进行交流讨论,增强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好地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形成发现、改正错误的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协商民主为社会各方面搭建了对话交流、恳谈沟通的平台。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好地让群众表达诉求、理顺情绪,有效化解分歧、增进共识,形成顺民心、合民意的政策措施;让人们增进彼此理解,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切对方利益、理解公共利益、考虑长远利益;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预防和化解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导,有利于将协商民主要求贯穿党和国家建设各领域各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保,协商有组织开展、有步骤实施、有计划进行,推动人民依法有效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声音,充分吸收意见建议,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把提高执政能力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协商民主还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通过平等交流对话,党员干部和群众能够拉近距离、改善关系、增进感情,引导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并认同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凝聚起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1]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原则,也贯彻了团结和谐的要求,极大地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深化了民主的内涵,从而更好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协商民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传统和人民民主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伴随发展,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互相支撑,是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有机组成。因此,协商民主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基层协商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要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围绕本地城乡规划、工程项目、征地拆迁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等,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协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基层协商民主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新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同时,虽然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仍对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形成重要制约。

  在关于幸福的研究中,有幸福倒U型曲线理论,即在物质性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阶段,收入增长会大大增进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当物质性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之后,收入增长将不再能继续增加幸福感,相反非物质性需求的满足才能增进幸福。所谓非物质性需求包括自尊满足、人际归属与价值实现等;这时,政治参与、社区自治、言论自由就成为增进幸福的有效体验。当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与进步时,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也开始萌生,人们更加重视自身权利,想迫切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时,继续快速发展经济与提高收入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满足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相反,通过某种途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为个体与自己所属的群体发声,表达与维护自身利益,寻求公平、平等与正义,更能够促进人们的幸福感。

  (二)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转变治理方式、降低治理成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积极推动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地方政府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重要抓手。

  过去政府经常“费力不讨好”,虽然花很多钱、办许多事,但是老百姓却不买账,民间甚至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说法。因为许多的决策是政府做出的,老百姓没有参与权,如果触及到个人利益,哪怕明知理亏,仍会对政府不满。例如城市社区进行“拆违建”,建设小区停车场等,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政府常常不会与社区、居民、业主商量,通过协商共同寻找合适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而不是一刀切,因而导致矛盾发生。

  基层协商民主是通过搭建基层自治平台,让群众自己参与到调研、决策、实施和检验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部门由“为民作主”转变为“由民做主”,改变以往自己作为“父母官”的角色,让群众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树立主体多元、平等参与、协商互动的理念,学会协商议事、协商办事。当居民群众有机会参与到整个决策过程中,知晓了一个政策是如何形成的,感受到在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最终达成妥协与让步,这时候,即使最终决策结果与他们最初的期待有差距,他们大多也会体谅、支持政府。因此,基层协商是运用社会自身的力量去解决矛盾,政府则无需事事介入,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政府的治理成本。

  (三)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利益格局越来越多样化,文化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在多元分化的社会条件下,要充分满足各个阶层的利益需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矛盾主要集中出现在基层。近年来,群众与基层公共权力部门发生冲突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有些还非常激烈,造成较为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由于基层政府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比,它更为群众所关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明基层公共权力部门与群众的关系紧张,表明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缺乏有效的表达途径。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可以满足人们表达诉求,获得理解与尊重、申诉主张与权利、在相互妥协与平衡中满足利益需求。在协商过程中消除冲突、达成谅解,有效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丰富实践与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协商展开的形式经过多年探索,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这其中凝结着广大群众和基层工作者的智慧,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基层协商形式。比如社区论坛、工资协商制度以及居民会议等;但同时,基层协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困境与问题。

  (一)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丰富、富有活力,但发展中存在不平衡问题

  在我国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中,党际协商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中发育最为成熟的两种形式,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践则最为丰富、最为生动。如浙江省温岭市于1999年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的民主恳谈会制度,把民主恳谈会定位在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上,而深化的重点放在民主决策方面。民主恳谈会的程序(以乡镇为例)一般由镇党委书记召集、主持,镇长介绍恳谈会的议题、基本情况及镇里的初步方案。群众充分讨论后,恳谈会暂时休会由镇领导根据群众意见进行讨论,修改原方案。然后会议重新开始,由镇党委书记或镇长宣布镇里的最终决定。当恳谈会意见不统一不能达到共识时,由镇人大代表按法定程序进行表决产生最后决策。[2]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该制度已渐趋成熟,形成一项较为稳定的协商形式,并且在全国多地加以推广,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但同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首先,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地域的不均衡。有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基层民主的基础比较好,当地党委干部群众对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认识得比较深刻,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积极性比较高,典型的代表如浙江省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如温岭市的基层民主恳谈会,义乌市的工会维权,乐清等地的工资协商制度,衢州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江山大陈村的“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协商”制度等等,都创造了符合本地村情、各具特色的基层协商制度,体现了基层协商的巨大活力。但也有很多地区,由于意识观念等问题,对基层协商民主作用认识不到位,对党的基层协商民主政策落实不积极,从而影响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

  另外,基层协商民主还存在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基层协商民主主要是指推进乡镇街道的协商、行政村社区的协商、企事业单位的协商、社会组织的协商。目前乡镇街道的协商、行政村社区的协商开展得比较充分,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但企事业单位的协商、社会组织的协商并没有充分展开,尚未形成长效协商机制。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仍是经理书记一言堂,项目很少经过与基层协商进行决策,这对于国有资金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另外,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社会组织协商仍存在很大空白。

  (二)社区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为社区基层协商提供了很大需求,但基层行政式管理限制了基层协商的发展空间

  中国城市改革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单位制衰落,社区建设兴起。社区越来越取代了过去单位的许多职能,社区管理日益重要。改革开放前,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主创业、全职妈妈/爸爸、自由职业、从事小商小贩等等,归属于所居住的社区。因此,人们的很多需求要在社区得到满足,从托幼养老、社区服务、社会保障以及社区就业等等。社区不仅是生活处所,也是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场所。因此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是否有权参与、对社区公共秩序管理的权利等成为重要议题。

  同时,正是由于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国家对社区的管理也日益加强。进入21世纪后,城市在原有居委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区,使得基层党建工作得到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得到提升。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功能延伸到了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规范化和制度化,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加强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职能延伸到社区,形成“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社区干部反映,上面的任务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面对上级一刀切的任务布置,社区人员常常要用绝大部分精力应付上级任务,有时候还难以完成,经常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这使得社区工作者们无法结合本地本社区的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开展社区治理。

  目前一般来说,街道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服务机制(“三方联动”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然而“三方联动”机制的参与面仍比较窄:一是普通居民参与不进来;二是没有“两代表一委员”的参与,居民诉求缺乏向上的通道,传递不出去。社区要有更大的自治空间,实现普遍的基层协商,应从顶层设计着手,改变上级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运动式的任务。

  (三)基层协商民主具有协商与监督双重功能,但在实践推广中有流于形式的倾向

  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存在着两种形式和机制。一种是乡规民约式的协商议事制度。这种制度与本地的基层治理环境相结合,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环境紧密相连,以乡规民约方式,规定在基层公共事务中不同群体之间、群众与基层自治组织及基层政府之间进行制度性沟通,比如温岭的民主恳谈会、衢州的常山、江山的大陈村等草根性协商模式。另一种是草根性的问责与监督制度。如民主评议会和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典型的是浙江玉环县的民主评议监督村干部形式;及浙江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建设,其方法是由村民直选产生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的监委会,它直接对村民大会负责,可以对村“两委”不按村务制度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以确保村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

  这些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也要求向全国进行总结推广。但是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基层政府在推广学习先进经验过程中,不是根据本地情况,因地制宜、认真贯彻,而是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纸上谈兵,应付上级检查。认为基层民主是一种更麻烦的事情,不如“一刀切”来的简单方便;尤其是基层组织的监督职能,更会让基层政府不能接受:如果没有老百姓自己提出要求、上访、投诉、“闹出大事儿”,何必自找苦吃,自找没趣。所以在推进建立基层问责与监督制度过程中,基层政府缺乏动力。因此,“从上到下”推动基层协商先进典型经验并不符合基层协商的发展本质,基层协商更是一种草根行为,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会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切实实现基层协商的本质要求,避免“走过场”。

  四、进一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思考

  总结以上基层协商民主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行政管理制约以及推广中的形式化等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其实质主要是回答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与谁协商”的问题,即协商主体问题,主体是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以及老百姓、即利益相关者协商,那么如何能让这些人参与到协商中来,以及如何保障参与协商的人具有代表性与较高的协商能力。二是关于“怎样协商”的问题,即提高协商的有效性,包括规范协商程序,发展和创新适合基层协商的平台和载体;以及使协商结果得到落实等问题。根据当前社会发展与科技发展现实,提出以下建议:

  (一)始终把握正确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充分发挥党总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把协商民主纳入党委工作部署和议事日程,有组织地开展、有步骤地实施、有计划地进行。

  (二)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推动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在改革开放前,每个人都有严格的社会归属,处于国家管理之下。城市人被归属于各个企事业单位,是典型的“单位人”;在乡村,生产队是村民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走向衰落,企事业单位改革重组,村集体经济转为个人承包,企业裁员工人下岗、农民工进城打工,体制外人员越来越多。为了寻找社会归属感,民间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人们依据自己的需要,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进入新时代,基层群众的利益需求多元化,社会组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发展很快。但是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较低。这是由于我国虽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但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并不高,广大人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很强的分散性。组织程度较低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基层协商,反而容易酿成事端。虽然一些人认为组织化过高更容易导致政权不稳,认为会形成一股对抗政府的势力,所以对发展社会组织持消极、反对与遏制的态度。但事实上,群众政治参与的分散性加大了整合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难度,使成员难以达成共识,更容易导致较为激烈的冲突。

  协商民主的本质是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组织是公民自愿组成的、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在我国,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社团、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因此具有的组织性、专业性以及纪律性能够促使基层群众有序、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社会组织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性,使其在协商过程中会对具体问题事先进行分析,更容易在具体问题上取得共识。另外,当协商过程中部分群众因专业知识欠缺而难以达成共识时,由社会组织去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则更易被群众接受。因此,当公共权力部门针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要与基层群众进行协商时,通过同社会组织协商,其效率要高于直接面对分散群众,因此社会组织协商对于实现更为有效、有序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作用。重视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

  (三)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把统一战线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统一起来。随着基层民主的发展,发挥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目前我国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尚不统一,由哪个部门推动并不明确。由于推动主体不同,对协商民主的影响各不相同,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制度层面亟需明确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统一战线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能够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部门联结起来,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利用统一战线的优势,建立对话机制,把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及时反映到相关部门,协调各个主体的利益关系,求同存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包容性。“统一战线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平衡物、减压阀和粘合剂,在凝心聚力、整合资源方面起着独特作用。在参与和助推协商民主建设特别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方面,有着显著的资源优势、网络优势、制度优势和功能优势。”[3]因而,由统一战线推动基层协商具有独特优势。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 ”形式,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目前公民参与基层协商仍存在很多局限,主要体现在:一是协商主体的精英化,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参与;二是无处讨论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往往是在问题激化之后通过上访、投诉等方式进行行动化反应;三是即使通过协商,其结果却常不能短时间内转化为政策;四是基层协商成本高昂,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以及物力、财力,限制了公民参与基层协商。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 基层协商民主”使以上问题变得不再困难。利用网络虚拟空间,可以为更多群众提供协商空间,提供便捷而高效的参与途径。通过QQ通讯、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平台,“互联网+ 基层协商民主”拓宽了协商民主的渠道,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提供了平台。一些少数群体、弱势群体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联系,如“失独父母”群体(因疾病、意外等失去独生子女、无法再生育的父母),同性恋者群体、抑郁症患者群体、不法集资受害者群体等等,他们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加强联络,互相抱团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沟通、寻求解决自身困境的途径。

  基层协商民主是普通百姓政治参与、保障自我公民权利、追求公正与民主的过程,这与互联网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开放、共享等理念不谋而合。目前“互联网+ 基层协商民主”主要有四个类型:“一是以微博和论坛为依托的公开式讨论,二是基于微信群、公众号和直播平台的半公开式讨论,三是网络社群和问答平台的专业讨论,四是由社会热点事件而引发的专题性讨论。”[4]互联网为普通民众表达个人利益诉求、发表个人政治态度、寻求共同利益群体、形成统一政治主张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结语:积极推进基层协商,促进新时代协商民主发展

  基层协商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基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加强基层的协商民主更具有深远意义和实际作用,在某些方面塑造着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路径”[5]。一方面,基层协商有赖于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程度以及人民的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基层协商的探索丰富了社会民主生活实践,有利于促进民主法律体系的健全、形成合理的政社关系,培养高素质的参与主体。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将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高人民自治能力;有利于提升决策水平,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提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积极发展社会组织,明确统一战线职责权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文明,不断完善基层协商,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民主法制发展,建设文明平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王小波 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3072094242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2] 《中国参与式民主的新发展-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创新模式分析》贾西津

  [3]毕朝文:《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研究》,《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4]刘璐璐、刘佳、付永清:《基于“互联网+”模式关照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创新性研究》,《延边党校学报》2018年8月。

  [5]徐行:《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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