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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史话》第十八期——近代天津中医名家之二:中医儿科专家脑病专家何世英
天津政协网 www.tjszx.gov.cn 日期:2021-02-18 10:2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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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众多名医中,何世英可谓是一位开拓者。他在中医儿科的临床治疗和理论方面,在中医脑病治疗方面,在运用哲学观点诠释中医学理论方面,在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探索中医学奥秘方面均有建树,既是一位中医临床大家,又是一位中医理论家。

  为了糊口  走上医路

  和众多名中医不同的是,何世英并非出生在中医世家,也并非为了济世救人的崇高理想而学医。他出身于天津一个比较贫苦的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为了接济家用,父亲让他去学徒,他不愿意,于是勉强升入中学。后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失业大军日益扩大。为了免予冻馁,只好学点技术糊口,这是他当初学医的目的。为什么选学中医而不学西医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学西医,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不起。”

  他先在一位中医帮助下进行自学,前后学习、背诵了《濒湖脉学》、《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并浅尝了《内经》、《伤寒》、《金匮》等医籍。不久,正值国医大师施今墨先生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医高等学府,于是何世英在亲友的资助下报名进入该校学习。

  施今墨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明了办学的宗旨。他说,一为中医一般技术水平太低,滥竽充数者较多。一经错误治疗,虽然不见得马上致命,但病情逐渐发展,以致最后死亡,而病人无法察觉,这就叫“庸医杀人不用刀”。二为中医必须发展提高,走科学化道路。它好比破旧王府,已经不适合时代要求,如能利用原来良材改建为新式楼房,既壮观又坚固实用,岂不更好?办国医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骨干力量改进中医。施先生的讲话,对他触动很大,从此他明确了学习中医的目的,怀着“不为良将,也为良医”的志向,全身心地投入了刻苦的学习之中。

  由于学校刚刚成立,图书馆尚未建立,为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书,他每天下学后,到西四牌楼一带街旁的粥摊,吃顿简单的晚饭,便去北海旁的国立图书馆看书,一直待到闭馆。除医学典籍外,他还浏览一些文学、历史等书籍,坚持了三年之久,笔记竟记录了百余本。

  施今墨先生当时虽然是享誉全国的名中医,但是思想毫不保守,没有门户之见,善于接受新事物,意识比较超前。他认为,中医应该走结合西医、以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的道路。主张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是中西医学齐头并进,以中医为主。执讲者皆为当时医界名宿,如周介人、朱壶山、方伯屏等。西医课则多由北京大学医学院老师兼任。施先生由于诊务繁重,仅担任高年级医案课并带实习。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以及先进的课程设置,对何世英的影响很大,也决定了他一生的从医道路。 学校是四年制,当他上满三年时,即参加了天津市官厅举办的中医考试,不仅考中而且名列第一。于是未等毕业,他便领取了行医执照开业了。这可能也是出于生活上的无奈。一年后,学校对他采取了特殊的照顾,准许他参加毕业考试,并取得毕业证书。此时是1935年,当时他23岁。

  广采博收  尽撷精华

  何世英最初行医是在行将歇业的天津宫北大街中药店德育堂坐堂,药店允他免费行医。而开业不久,便遇上了三位疑难症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来诊时行走自如,只是稍感胸闷,精神比较紧张,但脉象未见特殊。然而病人回家后,药未入煎,即突然死亡。何世英听到此讯,一惊非小,及知尚未服药,心情方得以平定。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结核,已临垂危。出诊一次,并未回头。病人与当时一位著名老中医是朋友,这位老中医为了考验何的医术,特向家属推荐。后来他知道了原委,感到很羞愧。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经五年,症见呃逆时作,两手只能垂放,不能贴身和接触外物,触即打嗝。面部白虚肿,食欲不振,身软无力,精神抑郁悲观,自谓必死。遍历全市中西医,治皆无效。何世英先后予以舒肝理脾、调气治逆之剂治疗十几日,毫无效果。

  这三位病人给了他很大压力,甚至使他产生了后悔学医之念。因为刚刚开业,便遇到了这样三位病人,对于任何一个刚执业的医生都是一种打击。但他同时又想起《东莱博议》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认识到遇见逆风,正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假若开头便逢顺风,则极易产生轻视疾病的思想,不能对付多变、复杂的疾病,最后招致身败名裂。此时,施今墨院长在开学时对学生们的一番鼓励和希望也在他耳畔响起,他认识到,只有正确对待困难和战胜难关,才有可能提高医术水平。既然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就应当毫不畏惧地走下去。随着思想的转变,也就开拓了新的治病思路。

  他认真分析了第三位患者的疑难病症。根据具体病情,他断定是精神疾患,既然药物治疗已无能为力,那么,有无其他的方法?古代医家朱丹溪针对精神疾患病人曾有过“宜以人事为之,非单纯药石所能全治”之语,可见古人对某些精神疾患,早就有不唯药物治疗的见解。于是他依古人之法,尝试不以药治,而从精神上开导。他发现病人每次打嗝,必先躬身低头。他想,如果病人主动地不躬身低头,则打嗝有可能控制住,但又考虑如果打不出嗝来必然气滞胸闷,那就只好说服病人。于是他大胆放弃药物,改用精神疗法。要求病人克制躬身低头的动作,挺胸抬头。试验一次,病人立觉胸闷,痛苦难忍。他鼓励病人回家继续试作,并叮嘱病人一定要坚持,“如果努力为之,虽五年之病,旦夕可愈。”病人经过努力,坚持了两天,打嗝基本停止,面容及精神也明显好转。后遇心情不快,间又发作,卒以意志坚决,终获痊愈。

  对这一病人的治疗结果,使何世英受到极大鼓舞,亦为他以后探微钩玄,努力钻研,提高医术,解决众多疑难病症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施今墨先生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和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举凡外感内伤、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是精神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先生处方,善开“对药”,如厚朴花与代代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术与白术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0.9~1.5克,很少用至3克。并且还常常告诫要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何氏秉承师法,又不拘泥于师法,而是随症化裁。施师慎用葛根,而他经常习用,也并无副作用。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他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他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症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的用地龙、僵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而何氏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也并未发生中毒反应。1956年何氏收一病人名叫宋福林者,乃福兴面粉厂工人,年31岁。2月15日诊时诉阵发性四周头痛,剧烈难忍。一星期前曾因头痛忽然昏倒,手足厥冷。当时由厂医送往天津市总医院脑系科住院检查。医院怀疑为脑瘤,当时无CT机,拟行开颅检查。患者不同意,于手术前一天自己出院来何氏处就诊。当时患者精神紧张,头痛时额汗如注,自诉常有幻视,夜梦纷纭,不能酣睡。查舌质暗红,苔少,脉象弦数。何氏确诊为证属肝风上扰,头风重证。决定镇肝熄风为治。处以天麻、豨莶草、菊花、白蒺藜各9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9克,煅磁石30克,川莲、胆草各4.5克,蜈蚣3条,全蝎9克,水煎服。(此处方计量系以现行计量换算而成,以前中医开方均以“钱”计。下同)

  上方加减服用两周,头痛好转。但头部仍时有上撞感。睡眠时间也略长,梦多、幻视已轻,脉象弦数转缓。于是改定处方:紫石英24克,煅磁石30克,生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决明30克,全蝎9克,僵蚕、胆草各4.5克,菊花、地龙、钩藤、天麻、豨莶草各9克,蜈蚣4条。

  从2月28日起,依上方加减,蜈蚣用量增至16条,服五、六剂后逐步减量。又经一个多月,至4月4 日痊愈。休息一些时日,复到总医院脑系科检查,已无阳性体征,恢复工作。

  何氏常教导弟子,在临床对待复杂的病证辨证之时,要知己知彼,胆大心细,摸准病情,灵活运用。他说:“辨证的水平在于用药。”他推崇孙思邈的“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并将其概括为“胆大心细,智圆行方”八字医尚。告诫弟子,要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不要墨守陈规,要灵活运用理论。对于前人的经验,也要吸取其精华,要继承但也要发展,发展就是改进。他认为,在临床方面,每位大夫的经历不同,故有不同的经验积累。但是新的经验积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他在处方时善用葛根,系他的启蒙老师陈泽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名中医)亲传。陈氏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苏叶代替麻黄)、葛、柴。他后来虽然投入了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慎用葛根,反滋疑窦。而以后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葛根用之得法,奇妙无穷。因此,他认为,兼采各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才是治学治医的正确道路。

  经方时方  综合一派

  何氏早期临床中,比较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证,且多用经方,不少病人获得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因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均罔效,病势垂危,已备后事。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色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何氏据证论治,认为属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又,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何氏往诊。何氏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遍身炙热有汗,泻下褐色水液且恶臭,腹痛不著,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阴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岑、黄连汤治之,一剂而瘥。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睡而不闭目,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予以治疗,已备衾椁,只待气绝。何氏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脘、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两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索食,家人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食之,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何氏复诊。何氏继续以小陷胸汤加元明粉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以上系何氏运用经方起死回生之典型病例。

  然而,何氏既善用经方,又不囿于经方,而是综合《内经》、《伤寒》、《温病》理论,灵活运用并加以发展。

  例,患者张某,女43岁。1983年8月1日初诊时家属代诉反复高烧十余日,体温38~40℃,多汗,口渴,便秘,尿少。继而出现尿闭,人工导尿已九天。曾用抗生素及清营汤、白虎汤(均为经方)加减治疗无效。经何氏辨证为病发于暑,暑温湿热下注膀胱。治法:清利湿热。处以:鸡苏散30克,开水冲泡,澄出清汁,送服紫雪散,一日两次。服上方药两次后,翌日清晨九时,体温降至36.2℃,再服用两次,尿闭亦除。按,中医称小便不通为癃闭。癃闭一证有虚实之分。实证多因于热,为热结膀胱,气化失调所致。此病例即因高热之后热郁下注,结于膀胱,湿热闭结于此,故用清营汤、白虎汤均未见效。唯有鸡苏散以洁净府而使湿热从小便出,又有紫雪散清热解毒开窍,使三焦气化得复,膀胱通利,尿得以出,湿热亦解。

  又,患者安某,女,50岁。1983年6月20日初诊。主诉近四十天来,胸骨后及胃脘部胀痛,胸骨后有灼热感,吞咽时有哽噎感。伴嗳气、恶心、泛酸、时有呕吐,纳食差,大便秘结。进寒凉食物时疼痛加剧,周身疲乏无力。经用中西药治疗无明显效果。西医钡餐透视检查诊为可复性食管裂孔疝,反流性食管炎。何氏接诊时证见患者面色无华,舌质淡红,舌苔薄黄,脉弦滑略数。辨证为肝胃不和,痰热互结。决定以宽胸理气,涤痰开结治,以小陷胸汤加味。处以炒川莲6克,清半夏5克,全瓜蒌20克,厚朴花5克,制香附10克,砂仁壳5克,紫丹参10克,台乌药1克,大刀豆10克。服上方药一剂后,患者即觉胸骨后烧灼感减轻,进食也较前顺利。二诊时效不更方,同时加重了剂量。即炒川莲10克,清半夏10克,全瓜蒌30克,厚朴花10克,制香附10克,砂仁壳6克,紫丹参10克,台乌药10克,大刀豆12克。共三剂。三剂药服后,患者胸骨后烧灼感大为减轻,进食也更为顺利,上腹胀痛及嗳气、泛酸等症状也明显减轻。三诊时,原方去大刀豆,开七剂。四诊时,患者诸症均已消失,一般情况良好,再服上方药三剂。一个月后作上消化道钡餐透视检查,病已痊愈。 此病例胃脘胀痛,并有胸骨后食管灼热疼痛,舌苔黄,脉滑略数,显然系内有郁热。小陷胸汤(经方)为清热化痰消结之方,又加理气活血之品,使气降热清而痰消,故诸症均除。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何氏认为:“囿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辨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厥、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条件,《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药方法,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伤寒和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这两大类型又各包括若干病种,而同一病种又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从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然而,这两大类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一些方剂仍为温病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应该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根据其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不应继续存在几百年来所谓的‘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养阴派’等门户之见。”何氏说:“我个人早期临床既在经方上有所收获,但以后也常应用时方而收获。”他还诙谐地说:“我个人既不是经方派,更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

  善理哑科  造福小儿

  哑科即儿科,因小儿患病不能自诉病情而得名。早在华北医学院就学时,何世英就比较喜欢小儿科。当时学校聘请施今墨先生的胞兄施光致先生主讲儿科,施先生在儿科方面颇有造诣,临床经验也丰富。何世英潜心学习,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天津西医界十大名医之一的范权创建了天津市立儿童医院。他虽然是西医专家,但是一向尊重祖国的传统中医药学。他认为西方医学固然先进,但也有不及中医之处,中医的标本兼治是西医替代不了的。另外,中医的理论对人体的机理和病因也揭示得比较深刻。所以,他提倡中西医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天津市立儿童医院新院开诊后,他和院党支部书记刘瑛两次登门何世英家,聘请何到儿童医院主持筹办中医科。当时何氏自己还在开业。在范权对祖国医学的科学态度和诚挚精神感召下,他终于来到儿童医院,建立了中医门诊,以后又建立了中医药房。对儿童医院中医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小儿疾患的治疗方面,何氏紧紧抓住小儿独特的脏腑生理、病理特点,精辟地指出:“小儿肝常有余,而木旺生风。久病伤阴,也常虚风内动,心火常炽,受邪而蒙清窍,脾常不足,易虚易实,常相兼见;肺尤娇嫩,易邪壅火剋;肾虚多由先天不足,久病亦可致虚。”同时他又认为,小儿疾病单纯,最易治疗。但是小儿疾病发展迅速,也最易发生险症。然而,只要抓住病机,用药对症,就能防患于未然。所以,经何氏所治患儿虽然病种繁多,亦屡起沉疴,收效迅捷。

  1959年,天津市白喉流行,儿童医院接收病儿几百人。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除开两个西医病房外,又开了一个中医病房,专以中药治疗。当时患儿合并症很多(主要是心肌炎),病势险恶。何氏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这一年白喉病儿有如下特征:白天发热不高,日暮较甚,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口干不喜饮水,咳嗽无痰,咽痛不重,舌质光红微干,脉弦细而数等,无一不切合阴虚证。于是在治疗上,便确定以“养阴救燥”为原则,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则按病情轻重,辨证论治处理。当时中医病房共收治病儿107例,除一例合并心肌炎患儿因临床呈现阴分已竭,阳气已脱的严重败象而死亡外,其余者均痊愈。在治疗白喉的西医病房内,不少患儿对白喉类毒素过敏,而改用中医治疗,无一例失败。

  在这次抢救和治疗大批白喉患儿过程中,何氏的治疗方案其中包括汤剂及他配制的成药吹喉药1、2、3号,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何氏对儿科方面的最大贡献,是研制了适合儿童服用的、方便、有效的中成药。

  自专业儿科后,他发现了阻碍中医儿科发展的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剂型问题。小儿服汤药很不方便,煎多了无法吞服,煎少了又容易碳化。古代虽然也传下来一些儿科的古方和验方成药,但配方几经删改,有多数盛称百病皆治,其实疗效不专。建国后经过审定,又淘汰了一些品种,故当时所存小儿中成药已不多,仅能治疗一部分小儿疾病,大部分疾病缺少专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氏从1960年开始,根据个人临床经验,筛选出比较满意的方剂,与儿童医院制剂部门协作,制成便于小儿服用的中成药,如疏表散、清肺片、肺闭宁、咳而安、清降丸、增食丹、磨积片、荡痢平、胆郁通、驱虫丹、蛲歼膏、平疝丸、疳积饼、除湿灵、化痰散、接骨散、透脓散、吹喉药等三十一种小儿中成药,剂型有丸剂、水剂、片剂、散剂、糖浆、颗粒、软膏等。其中大部分都作了系统地临床观察,并且反复地修正了配方,经过长期的临床应用,颇受患儿家长的欢迎。

  配制成药的目的,固然是解决剂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疗效。以清降丸为例,剂型为蜜丸,0.3克重。功效:清热解毒,润喉消肿。对于那些咽喉红肿、喉蛾、腮腺炎、烂喉痧、化脓性扁桃体炎、疱疹型口腔炎以及高热伴大便秘结的患儿非常适用。患以上疾病儿童,舌红、苔薄黄、脉弦数,风热相搏,病势甚暴。一般服用清降丸翌日或当天大便即下,随之迅速解热,炎症消退。据临床观察,此药单独治疗诸症,其疗效较西药抗菌素为优。经实验研究、细菌培养、药敏试验证明,清降丸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乙链球菌的敏感度,超过青霉素、土霉素、四环素。仅此一药的使用,便节省了大量的抗菌素。

  又例如吹喉药,用于治疗小儿白喉不仅内吹疗效异常显著,外敷也同样取得明显效果。小儿白喉有时殃及皮肤,为皮肤白喉。1960年,一4岁女童患咽白喉住进儿童医院。经中药治疗至第四天,体温下降至正常。至第九天咽部伪膜完全消失,脉象平和,一般情况良好。但随后发现患儿上肢肘外侧周围有一块面积不太小的皮肤发生糜烂及散在丘疹。其糜烂处还有少量分泌物。病灶部分与健康皮肤界限很明显。据患儿家长主诉,由于皮肤刺痒,孩子经常自己用手搔抓,但似乎并无疼痛感觉。西医取皮肤糜烂部分的分泌物,作细菌培养,结果白喉杆菌均为(+),确诊为皮肤白喉。经用吹喉药3号加消毒凡士林调成软膏,摊于消毒纱布块上,敷于患部。外用绷带包扎。第二天换药时,原来皮肤糜烂部位大半消失。接着每天换药一次,共换七次,结果完全治愈。另有一4岁男童因白喉并发心肌炎而入院。入院后,即给予中药养阴清肺汤,外用2号吹喉药治疗。第二天提问降至正常。第六天咽部伪膜完全消失。一般情况亦较好。即停内服药。该男童入院时右足第四趾第二节冻伤,形成溃疡,创面凹陷处有少许白色分泌物,周围皮肤呈现出紫红色,用消毒凡士林纱布敷盖于患处,连用十余次未见好转。于是考虑有皮肤感染白喉的可能。经取创面分泌物培养,白喉杆菌(+)。随即改用2号吹喉药撒布于创面,用凡士林纱布条盖好,外用消毒纱布包扎。第二天换药时,创面分泌物减少。第三天换药时,创面分泌物消失。第四天换药时,创面有新生肉芽组织。第五天换药时,溃疡面长平。第六天再敷一次巩固疗效。第七天创面完全愈合,结疤痕。痊愈出院。

  西医治疗白喉,需注射白喉血清。而这两例病儿,只用中药外治,同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方便、经济、见效快,无毒副作用,也免去了患儿注射之痛。

  何氏研究的儿科成药,具有简便、效显、价廉的特点。不仅受到患儿家长的欢迎,也受到医生们的欢迎,中西医莫不使用。除天津市儿童医院使用外,国内各地也不断来函求购。后来,儿童医院建成制药厂,进行机械化批量生产,但仍供不应求。它不仅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为儿童医院带来了每年几十万元的经济效益。

  1975年,清降丸、磨积丸、肺闭宁三种药,经天津市中药制药厂(现为隆顺榕制药厂)按何氏原方配制,进行批量生产,现已成为市场畅销的儿科中成药。

  由于年龄关系,多数儿童对医、药有一种恐惧感。为了减轻儿童的恐惧和痛苦,何氏可谓煞费苦心。除研究了一些中成药外,还发明了指压利尿法。他通过对八十例尿闭患儿的治疗观察,发现通过指压利尿穴,可解决尿潴留问题,其效果异常突出。其方法是:患儿仰卧平取,从脐眼至恥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指压,可使患儿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有效率可达百分之百。此法免除了金属导尿的繁琐和患儿的痛苦。所以,当他的《关于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尿潴留八十例临床观察》一文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第七期上一发表,天津儿童医院迅速推广,医生、护士们很快掌握了此法。直到现在,这种手法简单、便于操作、无不良后果、患儿不痛苦的指压利尿法仍在应用。 

  致力脑科  独具匠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何氏自己开业时,就接触过许多脑疾患病例,并用灵活辨证、大胆用药的手法治好了许多疑难症患者。到儿童医院工作后,何氏除注重常见病、多发病外,更侧重于儿童脑病的治疗和研究。经他治愈的小儿脑病有:神经性头痛、癫痫、大脑发育不全、脑积水、中毒性脑病、化脓性脑膜炎等。这些脑病均为难治之症,然而到了何氏手中,屡起沉疴,活儿无算。

  例一

  一11岁女童,经常头痛、抽搐,反复发作已有几年。发作时晕倒,不省人事。近半年来记忆力明显减退。曾在北京某医院多次诊治,诊断为癫痫,而给予苯妥英钠治疗,但其病情并未得到控制。患儿精神不振,嗜睡,舌质红,脉象弦细。1973年8月1日来天津市儿童医院初诊。经何氏辨证为肝风上扰,浊痰闭窍而发癫痫。治疗原则:豁痰开窍,平肝熄风。处以龙胆草28克,冰片3克,茯神28克,枳实28克,蜈蚣10条,代赭石28克,全虫28克,络石藤28克,白附子9克,滑石18.8克,连翘28克,天麻18.8克,半夏18.8克,橘红18.8克,麝香1.6克。制成蜜丸,每丸3克。服法每日两次,早晚各一丸。起初配合苯妥英钠,以后逐渐减量至停用西药只用上方治疗。经服用上方药半年后,随诊患儿,抽搐基本得到了控制。

  此病发作时无法给口服药,只能在稳定期长时间服药,控制发作,以求远期疗效,故而配成中成药治疗比较适宜。何氏总结了自己多年治疗小儿癫痫的验方,研究出了成药抗痫灵。经临床应用其疗效非常好。

  又:男童,何某13岁,1977年11月25日来儿童医院脑系科初诊。患儿已癫痫了3年,前两年约间隔二至三月大发作一次。近一年次数增多。而近十天来每天发作一至三次。发作后嗜睡,全身无力。长期服苯妥英钠及鲁米那。来诊时,患儿精神不振,答问比较迟缓。自述夜眠不实,有时被喉中痰液堵醒。舌质红,脉沉弦。何氏辨证为心肝热盛,发为痫症。拟清心平肝,化痰止痫。处方抗痫灵84丸,一日三次,一次四丸。同时西药鲁米那原量继续服用。以后又复诊四次。每次均给抗痫灵,从第三次复诊开始停服鲁米那。至1978年2月,该患儿癫痫病得到治愈。

  从上述两病例还可以看出,何氏治疗癫痫,善于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在发作控制后,西药逐渐减量以至停止。但也有一开始治疗就单用中药治疗而获救的病例,这要视病状而定。对于癫痫频繁发作,西药控制无效而改用中药的,起手用药要大胆,也要加大用量,待好转后再照一般用药减量,这是他的经验,也是一条治疗原则,上两例即是明证。

  例二

  一出生后仅34天男婴,经诊断为先天性脑积水。患儿出生两天后头颅即开始增大,到满月前后更加明显。前面宽大饱满隆起,颅缝分离。头皮静脉怒张,嗜睡、厌食、吐乳。舌质红稍淡,脉细无力。经何氏辨证:肾气不足,脑髓不充,病属解颅。拟补肾髓治本,行水化湿治标,方用地黄丸加味。处方:熟地6克,山药3克,鹿角胶9克,牛膝3克,茯苓9克,净萸肉3克,当归3克,猪苓9克,茺蔚子3克,丹皮3克,车前子9克。水煎服,每日一剂。

  自服上药起,患儿每日尿量增多,精神好,吃奶不吐。上药连服两周后,头围逐渐缩小,两目已不垂视。服药三周后,头围基本正常,前囟已小。

  小儿脑积水,古名解颅。是由于脑脊液循环障碍,颅内脑积液增多而使颅内压增高,形成脑脊液腔扩大,脑实质被压缩,头颅扩大等病理变化。现代医学将此病分为阻塞性脑积水和交通性脑积水两类。前者是由于脑脊液通路受阻,脑脊液部分或全部不能流向蛛网膜下腔及小脑延髓池。发病原因有先天畸形,有胎儿期或生后患脑膜炎发生粘连,有外伤及颅内占位性病变等。后者是由于脑脊液的吸收障碍及脉络丛乳头瘤等形成脑脊液分泌过多。中医认为此病病因或为先天胎禀不足或为生后久病体弱所致。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则脑髓之成长充盈受阻,以致囟门宽大,颅缝分离而成解颅。

  西医对脑积水的治疗,除手术外并给以脱水利尿及激素等,同时又限制液入量,因之效果不太明显。而过去中医疗法单纯补肾,效果也极缓慢。何氏治疗此病,采取标本同治法,治本是补肾,治标是行水化湿。一般于服药一至二周,头围开始缩小,三至六周可恢复至正常。可见,何氏疗法在治疗先天性脑积水方面独有奇效。

  例三

  一男性患儿,两岁半。以中毒性脑病、败血症、Ⅱ度营养不良,Ⅱ度佝偻病、压迫性肺不张于1973年8月11日入院治疗。患儿入院后,由于高热三周不退,于9月4日开始中西医结合治疗。症见发热,神志不清,四肢不断舞动,且时时伸舌摆动。颈抗(+),呼吸平,纳可。心肺未见异常。腹软,肝在剑突下2厘米,脾在肋下1.5厘米。质均软。舌质红,无苔。脉象弦细。体温38℃。经何氏辨证为:热入心包,肝风内动。决定清心凉肝、开窍熄风为治。处方:水牛角粉9克(先煎),钩藤9克,菖蒲6克,全虫3克,僵蚕3克,生石决明15.6克,豨莶草9克,生紫石英15.6克,羚羊粉0.3克(冲服)。一剂煎50毫升。

  服药第二天,体温开始下降。继续以上方加减,连续服用六天后退热。四肢不再频繁舞动,也不再伸舌,已无颈抗,神志尚不清。又按上方加减再服四天,神志已清,能认人、唤人,四肢亦停止舞动。六天后于9月20日痊愈出院。

  出院后月余随访,患儿一般情况良好,无其他症状。

  经何氏治愈的小儿其他脑病还有:神经性头痛、大脑发育不全、化脓性脑膜炎等,典型病例不一而足,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儿童脑病,较之成人脑病,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点。且成人脑病更为复杂、顽固。为了光大祖国医学,也为了众多脑病患者的需要,1983年,何氏被调到天津市中医医院任总顾问,并亲自主持创立了中医脑病科。此时,他已71岁高龄,在以往研究、治疗儿童脑病的基础上,又向医治成人脑病的道路上迈进了。

  在祖国医学文献中,早有对脑、髓的记载。如《内经·五脏生成篇》中:“脑、骨髓、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又言:“诸髓者,皆属于脑。”《灵枢·海论》中:“脑为髓之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等等。前人对脑的生理,病理虽有所认识,也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但与今人之认识却大相径庭。中医理论中的脏腑学说,是以五脏为中心,将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分属为五脏之中,脑这一奇恒之府,居于从属地位。在治疗方面,若干脏腑疾患都概括了脑的病证和治疗。如证见痰迷心窍,肝火上炎,治疗予以清心开窍,平肝潜阳等。

  现代医学对脑的组织结构和生理病理有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和揭示。而中医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长期以来仍保持不打开黑箱的办法,忽视对微观的研究,故制约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脑病未能形成单独的学科和体系。

  何氏认为,搞中医脑病,首先要解决中医脑病病名的统一问题。当然,沿用中医传统病名,是符合中医学特点的,但中医病名太少,临床辨证远远不够,有时仅以病因、病机或主证代替。因此他主张,在中医尚未立法时,暂时统一使用现代医学病名,必要时附以中医传统病名,以资参照。而使用西医病名,也并不降低中医的学术价值。因为,只有运用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解决难以医治的疾病,方能进一步肯定传统医学的作用,最终形成具有中医特点的一整套脑病病名和辨证方法。

  现代医学对脑病分为脑内、脑外,由于当前中医学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虽还不能解决脑外科疾患,但对于治疗脑内疾患,则不论神经、精神疾患都有着比较良好的疗效。特别是对于服用西药已无济于事的顽固性剧烈头痛、顽固性失眠以及难以缓解的抽搐、精神疾患等等,更有显著的止痛、安眠、解痛、益智宁心的作用。

  何氏对脑内疾病的治疗,有一套完整的辨证施治方法,临床屡获良效。自1983年5月天津市中医医院脑内科开诊以后,挂号看脑病者络绎不绝。有时患者为了挂他的号,从头天夜里甚至是提前几天排队,才能排上,深受患者欢迎。从中也可以看出何氏医术之高超。为了满足广大患者要求,更为继承和发扬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从1985年底,院方派张大宁和薛雷二位大夫跟何世英随诊学习,拟建立何世英诊治脑病系统。现在,张大宁已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医肾病和老年病专家。他的名字已被国际天文联合会批准命名在8311号小行星上,成为“张大宁星”,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

  何氏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治疗脑病,自有其独到之处。这里仅从他治愈的数百病例中择其最精华几例予以说明。

  一、养血安神法治愈胆虚不寐

  郭某,女,50岁,1983年6月9日初诊。

  患者于十几年前参加野外拉练(“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种带有军事化性质的步行赴农村的训练活动)时突感心慌。经心电图诊为心动过速。此后每遇劳累即复发,经治疗便好转。过后又复发,并出现失眠。近半年来经常彻夜不眠,有时只能入眠1—2小时,但也被恶梦惊醒。由于长期失眠,每天都感觉头晕、头重、精神不振、食欲不佳,服各种西药安眠剂均无效。

  来诊时,证见面色不佳,舌质稍淡,苔白腻,脉弦而弱。查心前区触之无猫喘,心率80/分,心界不大,心音清,律齐。于心尖部可闻二级吹风样收缩期杂音及隆隆样舒张期杂音。照胸片:符合二尖瓣型风心病X线表现。

  辨证:心气不足,心阴亏损,胆虚不眠。

  治法:养心安神。

  处方:茯神12克,丹参10克,生龙齿15克,竹茹10克,陈皮10克,麦冬12克,远志6克,炙草5克,酸枣仁15克,共三剂。

  6月12日复诊:服上药第一剂,夜可入睡,连续三天均如此,且很少做梦。精神好转,紧张心情略减,头晕头重减轻,纳食稍增,苔腻已不著,脉弦略数,说明治疗已初见成效。故二诊时仍按原方并加党参10克,开九剂。

  6月23日三诊:连同一诊共服药12剂。每夜均能睡6小时以上,很少做恶梦,心情较佳,面色转华。纳量显著。头晕、头重、心烦、心悸等均消失。自从服中药后,一直未用西药安眠剂。疗效益彰,不宜更方,依原方再进,仍每日一剂。

  7月4日四诊:一般情况均好,睡眠始终安宁。为了方便,患者要求改服丸药。仍照原方不变,配丸药,加蜜,每丸9克重,早晚各服一丸。

  7月28日五诊:所配丸药已服两周,效果一如汤药,近日炎暑闷热,同样安然入眠。患者一般情况均好,心情较愉快,基本痊愈。

  顽固性失眠,中医称不寐。不寐轻则难以入眠或眠而不安,重则彻夜不眠。西药安眠虽然有效又方便,但长期服用容易形成依赖性。特别是对于顽固性失眠,如果长期服用安眠药不仅逐渐失效,而且加大剂量还有中毒之虞。

  何氏言到:“不眠的病因很多,病机也较复杂,它涉及到精神、气血、脏腑功能等各个方面的失调。辨证有虚有实。心脾两虚者,治宜养心健脾为主;阴虚火旺者,治宜补肾壮水为主;心肾不交者,治宜益气养阴,交通心肾为主。如肝胆不和,虚热内扰,则治宜辅以镇惊安神;实证肝胃或脾胃不和者,治宜理气解郁、和气安神。”

  中药的安眠作用,一般不为外人所重视,甚至抱有怀疑。而何氏按照辨证论治,根据失眠的不同症候表现,采取不同的方法治疗,不仅治愈一般性失眠,且对顽固性失眠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二、平肝熄风法治愈顽固性头风

  王某,女,49岁。1983年8月22日初诊。

  患者主诉偏头痛已20年,平均每星期发作一、两次,并伴以恶心呕吐,尤以行经前为甚。现断经已七、八个月,头痛仍频繁发作,但未呕吐。虽经中西医长期治疗,并未见效。

  经查:患者左下眼睑肌肉痉挛,眼裂变小,左手时有小颤动,睡眠尚可,饮食及二便正常,无高血压史,舌质略干,舌苔不著,脉弦细而数。

  辨证:阴血不足,肝阳上亢,发为头风,迁延不已。

  治法:拟先以轻剂平肝熄风治之。

  处方:珍珠母30克,白僵虫10克,苏地龙12克,豨莶草15克,酒杭芍12克,双钩藤12克,白菊花12克,炒桑枝20克,龙胆草5克,六剂。

  二诊:8月29日。服药后,一周未见头痛,一般情况较好。效不易法,原方药再服一周。

  三诊:9月5日。头痛两周未发作,手颤已止,一般情况仍好。原方药不变,再观察两周。

  四诊:9月23日。自初诊整一月,头痛再未发作。停药观察。自此患者再未复诊。

  本例偏头痛属阴血不足,肝阳上亢之头风证,长达二十年之久,可谓痼疾。此种顽固之头风证,非全虫、蜈蚣很难熄风止痛,在全虫、蜈蚣药材紧缺的情况下,何氏以僵蚕、地龙轻取,可谓巧思,同时配伍珍珠母、钩藤、桑枝等,同样也取得了速效,堪称妙手回春。

  三、舒肝解郁,熄风定志法治愈呆病

  冯某,女,43岁。1983年6月30日初诊。

  患者主诉:因丧夫逐渐精神异常,意识反映迟钝,两腿无力,走路困难。开始时生活尚能自理。近两年来,上述症状加剧,意识时有模糊,缺乏思维能力,经常失眠,精神呆板,行为笨拙,语声低微不清,走路需人搀扶,否则容易摔倒,头部已有数处摔伤,上肢活动尚可,近两月下肢有轻度浮肿。

  诊查:伸舌颤动,仅能伸出舌尖,舌质润,苔薄白,脉弦缓无力,两手平伸振颤,纳呆,大便秘结。

  辨证:肝气郁结,肝风内动。

  治法:舒肝解郁,熄风定志。

  处方:合欢花10克,夜交藤15克,潼蒺藜10克,青竹茹10克,竹叶10克,莲子芯5克,生龙齿15克,益智仁10克,紫贝齿15克,云茯神10克,共七剂。

  二诊:7月7日。患者服上药七剂后,精神明显好转,有喜笑表情,答话较前稍迅速,且多准确,能安静睡眠,行走稍见利落,唯伸舌尚迟钝,舌及两手平伸振颤均减轻。依前法治之。

  处方中依前方合欢花加2克,夜交藤加5克,潼蒺藜加2克,紫贝齿加5克。另增菖蒲6克,陈皮10克。共六剂。

  三诊:7月14日。睡眠尚好,手颤益轻,下肢浮肿已消,活动较前灵活。照上方去竹叶,仍服六剂。

  四诊:7月21日。一般情况仍好,有说有笑,言语较流利。原卧床不能翻身,现已可翻身活动。原方不变,再服六剂。

  五诊:7月28日。对答自如,舌尖伸出较长,两手平伸已不颤动,惟下肢活动尚感乏力。

  换方:桑寄生25克,怀牛膝10克,合欢花10克,夜交藤15克,潼蒺藜10克,莲子芯5克,益智仁10克,紫贝齿15克,茯神10克,共六剂。

  六诊:8月4日。患者独自一人来诊。精神好,行路自如,已无乏力之感,语言流利,伸舌自如。已能干些家务。偶有失眠现象。

  原方夜交藤加5克,并加竹叶10克,酸枣仁10克,以固疗效。

  此病例因肝气郁结,克伐脾胃,以致痰湿内生,蒙蔽心窍。气郁日久,损及肝肾阴血,以致虚风内动。何氏明辨其证,针对其病因起于郁,治以疏肝解郁为主,兼以熄风化痰,安神定志,故获得较好之疗效。

  四、平肝熄风、活血化痰法治愈偏枯

  张某,男,32岁。初诊1983年7月19日。

  患者主诉于去年6月突然头痛,难以忍受。曾在部队医院住院治疗未见好转。又经沈阳XX总医院CT检查,考虑脑瘤,遂行开颅探查术。术中发现非脑瘤而是血肿,系因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出血后所致。术后一般情况尚好,可进行体力活动,智力无异常。然而今年六月初,劳累后出现右侧肢体无力。七月初,突然失语,右侧肢体不能活动,嘴向右歪,流口涎。经中西医药及针灸等治疗月余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于是到中医医院脑病科求诊于何氏。

  经何氏诊查:患者神情、表情淡漠,失语,鼻唇沟右侧变浅,口角向右侧歪斜,右上肢软瘫,不能抬动,亦无握力,右下肢可以活动,但无力行走,需人搀扶。舌质黯淡,舌苔微黄腻,脉沉弦。

  辨证为:肝阳上亢,风痰痹阻脉络,发为偏枯。

  治则:祛风通络,化瘀平肝。

  处方:丹参12克,桃仁10克,茺蔚子10克,钩藤15克,地龙12克,生石决明30克,僵虫10克,豨莶草12克,桑寄生25克。六剂。

  二诊:7月25日。患者服药后,病情明显好转,已能讲话,但不利落。下肢活动增强,可以自行走路,无须搀扶。但肌肉尚紧,伸舌仍向右歪斜。

  原处方去豨莶草,加菖蒲10克,郁金6克,竹叶10克,茺蔚子增至15克,桑寄生增至30克,仍服六剂。

  三诊:7月28日。前药服三剂后,两天来多睡不醒,日夜如是,很少说话,纳差,不愿活动。舌苔转白腻。脉至迟数不匀。

  处方:苦丁茶5克,菖蒲6克,竹叶10克,钩藤15克,建曲10克,陈皮10克,僵虫10克,桃仁10克,茺蔚子15克,桑寄生30克,合欢花10克,郁金5克。共四剂。

  四诊:8月1日。服上药四剂后,已不嗜睡,能说话但不利落,纳可,精神较好。

  前方中加荷梗10克,去陈皮。苦丁茶增至9克,其余依前量。六剂。

  五诊:8月8日。患者症状明显好转。走路较前有力,行动方便,语言清楚,谈笑自若。右上肢能抬举过头顶。唯笑时嘴向右歪。效不更方,再服六剂。此六剂后,又继服六剂。

  六诊:8月22日。患者说话清楚,笑时嘴歪已不明显,右上肢活动恢复正常,已有握力,能持重物。舌苔薄白,脉弦转缓。按原方加味,改配丸药常服,以期巩固。

  偏枯,俗称半身不遂或偏瘫。多见于中风后遗症。因气血亏损,营卫俱虚,风痰入络所致,为难医之症。西医对此病无良方,中医多以汤剂和针灸治之,且以针灸为多用。此病例为病起于手术之后,血络被伤,日久累及“元神之府”(脑)以致半身不遂,突然失语,口角歪斜而流涎,此即所谓“内风”。近代名医冉雪峰说:“虽是风病,却是治脑,虽是脑病,却是疗风。”本例患者为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出血,术后劳累而致偏枯。何氏辨证为痰痹阻络,肝阳上亢,治以祛风通络,化瘀平肝,佐以化痰而愈。初诊以钩藤、豨莶草、僵蚕、地龙平肝熄风,疏通脉络;生石决明、丹参、桃仁、茺蔚子重振潜阳,活血化淤。因方药对症,故效果显著。二诊后,因多睡不醒,舌苔见白腻,脉见迟数不匀之象,显然系痰浊为患,故增入除痰浊醒脾神之品,如苦丁茶、菖蒲、合欢花、建曲等。药后嗜睡乃除,精神尚佳。四、五诊,宗前方加荷梗以升清降浊,清凉平肝。末诊时,舌苔由白腻转为薄白,说明痰浊已去,脉由弦转缓,确是肝风平息,胃气来复之佳象。

  何氏治疗脑病,用药轻灵,症与药合,丝丝入扣,因使痼疾立见卓效。此病例仅服药二十余剂,即使重症痊愈,足见何氏手法之高超、绝妙。

  不断探索  理论创新

  与其他名中医所不同的是,何氏头脑中充满了新知识和新思想,并用这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去研究中医理论,创新中医理论。他不断地探索,走出了一条与前人和同时代人不同的研究中医理论的道路。

  一、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建国初期,何世英一名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分别十六年的弟子陈宇鸣(当时陈在华东行政委员会工作,后任国家卫生部第一位中医司长兼北京中医学院院长)与其通信,在信中,陈不断引用《矛盾论》的观点,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用科学道理来阐述。当时他感到很新颖,为闻所未闻。而且认为与粗浅理解的《周易》之理,颇相吻合。通过新旧参合,茅塞顿开,使他对中医学基本理论有了新的认识。

  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号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医工作者,便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积极响应号召,通过学习《矛盾论》,结合本专业,使他对祖国医学中古老的辩证法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

  (一)阴阳矛盾,对立统一,是调解机体动态平衡的基础

  他认为,中医学理论中的阴阳,是代表机体内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阴是代表机体的物质基础,阳则是代表机体内的功能活动能力。有了阴的物质基础,方能产生阳的功能活动能力。有了阳的功能活动能力,方能产生阴的物质基础。阴为阳的功能活动提供物质前提,阴的物质基础又需要阳的功能活动来补充。阴阳二者永远处于“阳消阴长,阴消阳长”不断地互相转化过程中。即是“阴生于阳,阳生于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在机体内,由于阴阳这对矛盾经常处于相对动态平衡的对立统一中,所以才保证了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而一旦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机体便会发生疾病,即所谓阴阳失调是也。

  (二)五行学说是“脏腑相关论”的基本内涵

  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阴阳学说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它主要说明人体内部和人体与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借用自然界五种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来说明脏腑间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关系。何世认为,每一脏腑有病,都不能孤立的看待,都应该根据相互间的影响,来进行全面的考虑,根据“脏腑相关论”的观点,来判断疾病的转归和决定疾病的治疗。

  (三)疾病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中医学强调,正气是人体发病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依据,外邪只是发病的条件。外邪侵犯机体后是否发病,主要依据机体内在原因来决定。何氏认为,这正应了辩证法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条原理。因此他认为,医生的责任就是,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创造治疗条件使外因药物通过人体内因的变化而发挥作用,提高机体的正气力量来战胜病邪。

  (四)掌握疾病本质,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何氏认为,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会有若干矛盾同时存在,其中有的矛盾对疾病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他还认为:“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又可出现新的矛盾,并各有不同的矛盾特点,构成了这一阶段区别于另一阶段的特殊本质,决定着疾病发展的趋势。而正邪矛盾双方的斗争,始终是其中的主要矛盾,正邪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决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

  他说:“在临床实践中,要掌握疾病的本质,一定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如咳嗽剧烈出现肺热证象,同时伴有便秘。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便秘可以导致肺热咳嗽,便秘也就是本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矛盾的重点,应以通下泄大肠之火为主。釜底抽薪,咳嗽自愈。”

  中医治病的重要原则,就是“求本”。何氏认为,“治病求本”就是抓主要矛盾。但治本不等于不治标。在治本的同时,也要适当注意解决存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次要矛盾,这样会有利于疾病主要矛盾的解决。如外感高热多日,病势很急,则应本着“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先行治标解除高热,等病情好转后,再进一步治本。又如肝肾两虚,阴虚阳亢而致的高血压,一般情况下,先治肝肾两虚,解决以后,肝阳上亢可能好转。但当肝阳上亢高血压症状较为突出,不降低血压就要危及生命时,则应先平肝潜阳,待血压下降后,再滋补肝肾。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一定要跟据病情的主次轻重,先后缓急,妥善解决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复杂疑难的病症当中,主要症状也就是对其他一切症状起决定和影响的症状。凡是随着主症而产生、随着主症的转变而转变的,都属于次要症状。只有掌握了主症、次症的鉴别标准,才能正确地辨证论治,药到病除。

  (五)具体病人,具体分析,是辨证论治的精髓

  何氏说:“正确的辨证,是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一系列临床资料为依据,对具体病人各方面情况综合概括的结果。如果不对具体病人做具体分析,放弃辨证而按照疾病下药,一律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其结果必然不显著、无效,甚至是贻误病情。不同类型的疾病,其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这些共同点,反映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又可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殊本质。仅就痢疾一病来说,临床表现可分为急性与慢性。在急性痢疾中,中医又分为湿热痢、疫毒痢、寒虚痢等。湿热凝滞是痢疾的本质,而在具体分型时,则要通过具体病人不同类型的个性表现出来。故疾病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通过具体病人的个性表现出来。具体病人的个性,除了反映疾病的共性外,又具有本身的特殊本质。这一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如果离开对具体病人的具体分析,就很容易犯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错误。”

  何氏认为,中医学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以此为中心而总结出的理论体系,对于指导医疗实践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它不是建筑在高度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临床上单靠直观推理,有些观念过于笼统并缺乏科学解释,因而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提倡中医学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挖掘祖国医药学的宝库,积极整理、补充和提高,使其发扬光大,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何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中医传统理论的阐述,确是对中医理论的一大发展和贡献。

  二、用多个现代自然学科成就剖析中医学理论中的科学奥秘

  何氏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名中医,思想毫不保守,更不墨守成规,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他除了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外,还关注其他现代自然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认为这些学科为阐明中医学理论的科学实质及进一步整理、研究、发展中医学,使其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下就是他从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分别透视和剖析中医学理论中所蕴藏的科学奥秘得出的观点。

  (一)中医学与控制论

  控制论,是研究如何控制或操纵客观对象的理论。它研究的是人类及其动物和机械内部控制和通讯过程的一般性规律,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医学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藏象、气血、经络等学说,就是用辩证方法来认识人体、控制人体,把人体看成一个黑箱。认为人体基本的控制与调节,即是阴阳两方相互制约,使其消长不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维持住动态的平衡,这就是自动控制和自我调节的正常生理状态,故称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这种人体自行产生矛盾、自行解决矛盾的正常生理活动,就是人类维持生命的根本条件。由于某种原因破坏了阴阳相对平衡,就会出现偏盛偏衰的病理现象,而称为:“阳胜则阴病,阴盛则阳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因此,疾病的治疗过程,就是病人从阴阳失调到阴阳平衡的过程。从控制论来看,医者对病人黑箱的控制,是通过调节阴阳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故调节阴阳是中医控制人体黑箱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中医学认为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是人体运行的通道。人体黑箱内部五大系统与体表结构之间,是通过经络作为信息通道来联系的。人体结构模型的整体观,除藏象学说外,还应包括这个信息通道模型在内。

  何氏的结论是:“中医学具有我国古代自发的控制论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用现代的新兴学科控制论研究中医学理论,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能的。它正为电脑辨证论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何氏就提出了用电脑辩证论治的观点。而那个时候,电脑并未像现在这样普及。作为一名老中医,能大胆的提出这种设想,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也深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何氏这一设想也一定会实现。

  (二)中医学与现代免疫学

  现代免疫学主要是研究机体“识别异己,清除异己”的科学,是研究机体免疫功能失调之后,对机体产生的一系列功能紊乱和组织损伤的一门科学。从现代免疫学角度看,机体的免疫系统有三大功能,即抵抗外邪抗感染的防御功能;清除异己使内环境自身稳定的功能;协调、控制变异的免疫监视功能。现代免疫学这三大功能,在中医学中都有相关的论述。中医学所强调的内环境阴阳两方面相对平衡和稳定,实际上包括了机体的免疫功能。通过“内稳”,使机体维持“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达到“以平为期”。中医在治疗一些免疫功能失调的疾病方面,有较好的疗效,为研究免疫性疾病提供了丰富的临床资料。另外,机体各种免疫物质的形成,又无不与各种活性细胞和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有密切关系,这些关系与中医学所说“肾”的功能是一致的。

  中医学特别强调情志变化对机体的影响,这一点与现代神经精神免疫学极为相似。《内经》对人的情感表现,分为“五志”,即“喜、怒、忧、思、恐”。五志是在机体正常调节下,随着外环境各种条件的刺激而产生的种种反应。一般属于正常生理现象,不会引起疾病。但如五志过度,也可导致疾病的发生,故有“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之说。不过,在某种情况下,利用五志的偏激和相互制约,也可使疾病好转,故又有:“喜胜忧”、“怒胜思”、“忧胜怒”、“思胜恐”、“恐胜喜”之说。现代神经精神免疫学强调“精神”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中医学所强调的情感与疾病的关系是极为相似的。

  (三)中医学与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医学基础的理论和研究工作,使不少难以理解或难以解释的中医学术问题,在分子生物学的帮助下,成为中西医都能理解、都能接受的学说。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以前只是从哲学角度阐述,缺乏其他自然科学实验的支持。自从分子生物学兴起,特别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试验成果,给了阴阳五行学说以新的有力证据。中医学既然是根据朴素的自然辩证法去认识客观世界,那么它同分子生物学之间就有着同一的坚实的客观实践基础,都是从科学实践中提炼的理论。只是分子生物学以现代科学实验为手段,在性和量方面更见之于细致。而中医学则是根据无数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客观事实,用同构论的方法,进行逻辑推理所获得的理论概括。

  (四)中医学与医学气象学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自然环境与疾病的密切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自然界的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许多疾病的地区性、季节性、流行性,都是这种关系的有力证据。

  医学气象学是近代研究气象因素与疾病关系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不论从中医学“运气”学说看,还是从现代气象学看,自然界气候的变化,确实存在着周期性规律。中医的“运气”学说,不单单是研究气象的规律,而主要是研究运气和临床发病、病理机制、治疗法则、治疗效应等各种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医学的“运气”学说,就不单纯是医学气象学,而是很活泼又很错综的发病学和治疗学。

  (五)中医学与时间医学

  时间医学就是从不同时间去认识和理解从基础到临床的一切医学内容,利用由时间形成的周期性规律,对待和处理一切医学问题。它是物候学的分支。对于疾病在年、月、日、时等长短不同时间里表现出的周期性规律以及如何认识并利用这种规律,《内经》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中医中“子午流注”和现代“生物钟”学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时间医学”的观点,贯穿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之中。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这一学说将得到迅速的发展。

  (六)中医学与人类生命学

  人类生命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生命各阶段生理状态以及如何去适应自然、养生防老、祛病延年的一门科学。对此,中医学早有认识。《内经》将其作为首篇去论述,认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具而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否则,如果“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则“半百而衰也”。这些认识虽然形成于两千多年前,但对于今天指导人们注重保健、预防早衰仍具有很重要实际意义。

  老年病学在生命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从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方面对老年医学所取得的进展来看,都和中医学中“肾”的理论有密切关系。肾在脏腑学说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脏腑阴阳之本,生命之源。它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纳气与水。

  气功在中医学中早有“引导吐纳”的提示,古人也一直将其作为抗衰老、祛病延年的重要手段。现在,国内外都在积极地进行研究。从试验显示看,它给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力学、人体组织学、心理学等提供了不少研究内容。

  总结以上理论后,何氏认为,从当代多种自然学科中探求中医学的科学实质,不仅使中医学的古老理论能得到进一步的阐述,而且对中医学的整理、提高、并走向现代化也有重大的意义。

  三、中西医学结合,发展我国医药学

  何世英早年就读于华北国医学院,这是一座以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教学方法以及先进的课程设置为特点的中医高等学府。其创办人施今墨虽是中医名宿,却颇有些开放思想和超前意识。当时西医已在中国立足并得到发展,施先生耳闻目睹了西医的先进的治疗技术,同时也感到它缺乏对患者整体的认识,而这正是中医的长处。所以他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为了发展中医事业,促进中西医结合,他于1932年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除讲授中医课程,尚设有西医基础课程。他以先进的医学理念来教育学生,使学生眼界大开,收益匪浅。

  何世英承施师之志,从医以后,始终主张中西医应该相互沟通,取长补短。他认为:“一个医生,既会中医,又懂西医,有这样两套本领的人,才能称得起中国的好医生。”

  他从中西医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治疗手段等方面分析和研究二者的异同,从而证明中西医是可以结合的。例如,他认为,西医通过解剖分析和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疾病的规律,故而对机体内部疾患的具体变化,可以得到比较明确、比较详细而具体的了解,但是对于错综复杂、由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涉及全身整体性的疾病,这种研究方法就有较大的局限性,有时西医对于一些复杂的尤其是慢性疾患感到处理困难,就是这个缘故。而中医的局限性在于,它用不打开黑箱的方法研究疾病,通过辨证论治,如果取得疗效,则证明临床上引起该“证”的各种内在因素,都已得到解决。于是有些疾病预后,容易陷入主观。如肾炎的水肿,肝炎的黄疸,当临床症状一消失,中医即认为治愈。如果没有化验结果,中医就不可能知道此病是否痊愈。至于无明显症状的无黄胆型肝炎,就更难以确诊。又如头痛一证,中医分为内伤与外感两类。就内伤来说,剧烈的头痛,中医无法识别颅内有无占位性病变,一般是按头风证论治,对疾病的预后,无法做出客观的论断。

  中医观察疾病,所认识的是整体性总规律,对于人体内部细节,理解的较少。西医虽对体内变化了解得详细而具体,但往往忽略了整体性的大联系。由此可知,中医的缺点,正是西医的优点,而中医的长处,也恰恰是西医的短处。如果这两种医学结合起来,正好取长补短,形成一种完善的医学体系。

  何氏还分析了中西医学的相同点和接近点。

  他说:“从目前医学科学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医学模式的转移,西医一方面由器官、组织、细胞到分子水平,向微观世界加速发展,观察事物越来越细。另一方面,从分子生物水平研究生命现象,涉及到更为基本的问题,与中医基本理论的共性也就更大,也就更能认识到矛盾统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从一些医学科学技术动态来看,西医也初步认识到,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整体的看待事物的必要性。这种宏观的研究方法,也正与中医学整体观的特点相一致。中医虽然根据朴素的辩证法去认识客观世界,用同构论方法进行逻辑推理,但从目前分子生物学在中医药的渗透逐步取得新的进展来看,中医学也有可能在宏观基础上,同时向微观水平发展。”

  何氏说:“中医的辨证,依靠的是一系列自觉的、他觉的证候以及一些自然和社会因素,这都是客观存在,论治的有效无效,也是客观存在。如果把这些客观存在的真正机理包括疾病的定性、定位、定量等,用现代科学方法搞清楚,中西医学会真正地走到一起。辨证论治的原理搞清楚,对中医来说,是得到了科学的阐明,对西医来说,则是增加了对医学整体性规律的认识。能够做到这样,中西医两者的学术界限,基本可以消失。”因此他预言:“虽然,今后我国医学各条道路都要发展,但中西医学决不可能越发展两者越分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而是越发展,两者的共同语言越多,越能往一起不断地渗透结合。最后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不分中西、具有适合我国民族特点的中国新医药学。”

  最后,他认为:“在走向未来我国新医药学之前,中医和西医必须各自大发展,都要现代化。没有中西医的现代化,谈不上中西医的真正结合,更谈不上发展新医药学。”

  早在五十年前,何氏就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深入理解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二十年前就能够用现代多种自然学科成就剖析中医学理论中的科学奥秘,并能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作为一名中医,能够达到如此高的理论境界,确实是伟大的。特别是他提出的利用电脑进行辨证施治的观点,中西医结合形成中国新医药学的观点,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的观点均具有前瞻性,充分体现了这位老中医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他的这些理论建树无疑是对中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医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何氏生前曾主编并出版《儿科疾病》、《何世英儿科医案》、《历代儿科医案集成》、《增订幼科类萃》等著作,主编了《中医儿科学讲义》、《中医理论选读》、《中医诊断学》。组织审定了《中医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各专科试用教材》等教材,公开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这些著作、教材在培养中医人才,指导中医临床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何氏于1956年9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该党天津市委会第三届市委委员,第四届常委;历任天津市第五届、六届、七届政协委员。在专业方面,曾任天津中医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脑病学组组长、天津市科协常务委员、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医学培训中心主任、天津市医药局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卫生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中医杂志》主编、天津市中医医院总顾问等职。

  1990年5月8日,一代名医何世英因患脑溢血病逝,享年78岁。

  何氏将其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中医事业,他在儿科方面的精湛医术和研制的儿科中成药造福了成千上万儿童,他在脑病方面的妙手回春解除了无数脑病患者的痛苦,特别是他在理论方面的创新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和中医临床治疗开辟了新的道路。

  何世英,这位著名的中医学家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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