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史话》第七期——抗敌御辱：天津人民的反帝斗争-学习园地-天津市政协

　　自古因漕运而兴起，在这片水波之上，往来的盐粮，热闹的市井，兴盛的城镇，顺水而生。
　　本文为系列栏目《津沽史话》第七期——抗敌御辱：天津人民的反帝斗争。

　　1840至1842年，英国在美、法等国的支持下发动侵华战争，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史称鸦片战争。其间，居心叵测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派查理·义律乘军舰开赴大沽口，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要求与清政府谈判妥协，史称“白河投书”。这次武力威胁京津的行径，使侵略者确信大沽口就是清王朝的命门。因此，白河投书既是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外交重镇的开端，也是天津屡遭帝国主义践踏欺凌之始。
　　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又联合发动侵华战争，成为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作为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繁华之都，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优越的交通条件而首当其冲，其间英法联军通过天津进占北京，制造了火烧圆明园的旷世文化劫难。清政府屈辱求和，相继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原来凝固而僵化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冲击，积淀数百年的传统思维模式日渐松动。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在天津划定租界、开设洋行、建立堆栈等，天津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

　　深重的民族灾难，也引发了天津人民的英勇反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三次大沽口之战、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对八国联军的顽强抗击，都是天津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斗争的重大事件，为中华民族正义事业谱写了悲壮的篇章。
　　三次大沽口御敌之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胃口越来越大，企图扩大在华特权。大沽口这个通向京师的海防大门，由此多次遭到侵犯。大沽口“土人谓之海门”，因有“天设之险”，因此屯兵大沽，是中国海防应有之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里发生过三次激烈战斗。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发生在1858年5月。此前，英法联军已占领广州，但并未达到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约等目的，于是决定北上大沽口扩大战争，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满足其种种要求。大沽口南北两岸时有4座炮台，驻防兵勇约1万人。5月19日，英法联军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发出通牒，限两小时内交出炮台，清军奋勇抵抗，众志成城。由于固定在木架上的火炮不能灵活调整射角，炮弹命中率较差，难以抵挡敌军的疯狂进攻。双方遂在炮台展开白刃格斗。谭廷襄逃离后，部分炮台守军仍孤军奋战。此役毙伤敌军90余人，清军则伤亡200多人，北炮台游击沙春元、南炮台都司陈毅及千总常荣魁等为国捐躯。6月，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签约地点位于天津城南海光寺。
　　僧格林沁吸取失利的教训，重新积极布防。一是在大沽口南北岸新建6座炮台，架设60门铜炮、铁炮，工事坚固，火力增强。二是设置障碍，阻止敌舰接近。除在大沽口前利用拦江沙这道天然屏障外，还在大沽口内设置三条拦河铁链和木栅。以拦江沙内的鸡心滩为限，清军就如何排列队伍、演教炮位、组织火力等，反复进行演练。

　　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舰队拟以武力强行护送公使进京，13艘军舰驶向大沽。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拉开战幕。清军南北炮台形成的密集交叉火网，使敌军舰船在第二道拦阻线一带进退维谷，部分舰船被击沉击伤，损失十分惨重。联军进攻受挫后，转而强行在南岸登陆。清军隐蔽在炮台内，以火炮、火枪杀伤敌人。炮台外又有三道水壕、一片泥泞地，1000多名敌人在泥泞中作战，枪管被泥浆塞满，登陆宣告失败。此役，英法联军损失舰船10艘、伤亡约500人，联军司令贺布受重伤，清军仅减员30余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抵抗外敌的第一次完胜。
一年之后，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爆发。由于僧格林沁撤防北塘专守大沽，加上指挥失当，致使英法联军从北塘轻易登陆。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从左右两翼向北炮台发起攻击。浴血奋战的清军阵亡1000多人，联军伤亡仅200多人，炮台最后失守。海上门户洞开后，英法联军于10月侵入北京，野蛮地烧毁了圆明园。之后通过《北京条约》，列强实现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的图谋，天津城市发展道路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军民联合抗击八国联军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把天津视为策划侵华阴谋、实施军事控制的重要巢穴和桥头堡。西方列强也竞相扩张在津势力范围。天津人民的抗敌斗争此起彼伏。
　　1898年后，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并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大批成员进入京津地区，与当地民众结合，声势日益浩大，天津成为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政府一度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让帝国主义列强心惊不已，以出兵“平乱”为借口，强迫清政府剿除义和团。
　　1900年5月28日，英、法、美、德、日、意、俄、奥八国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入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被迫对八国宣战。当时，天津已失去大沽炮台屏障，联军源源不断地从天津登陆。6月2日，第一批440余名八国联军士兵由津进京。面对来犯之敌，天津军民及义和团战士协同作战，千方百计防范，如拆毁天津通往北京和塘沽的铁路、桥梁，锯掉沿途电线杆，断绝京津间铁路交通和电讯。
　　6月10日，英国军官西摩尔率领2000多名联军士兵从天津进犯北京。铁路沿线各村庄的义和团团民立即行动，在廊坊一带狙击西摩尔所部。虽然牺牲很大，但有效阻止了联军侵京步伐。14日，狼狈不堪的西摩尔打算乘火车北上，义和团闻讯又实施奇袭，西摩尔只好退守廊坊车站。联军被困缺乏补给，就跑到附近村庄抢夺村民食物，迭遭军民痛击。西摩尔无奈之下，派出一列火车开回天津，企图输送食物和弹药，又被义和团围困在杨村。遭到重创的联军成了惊弓之鸟，西摩尔于6月20日率军沿北运河逃回天津，一路上又不断受到义和团伏击，吓得他们白天龟缩在营地，夜间才偷偷赶路。23日，西摩尔逃回天津，夺取了清军武库储备的弹药、米粮，遭到守军和义和团的围困，几次试图突围也未成功。6月25日，驻扎天津租界的联军总部派出3000多名士兵去救援。6月26日，联军趁着天还没亮，抢走军械仓中的弹药，并将武库炸毁。围攻租界的义和团和清军联合阻击，联军丢盔卸甲，仓皇逃回租界。此役，中国军民击毙八国联军62名，打伤228名，粉碎了其进犯北京的计划。

　　天津城内的战斗打得也很激烈。6月17日大沽口完全失守，400多名侵略者刚从塘沽乘火车至海河畔的陈家沟，就遭到阻击，战斗异常惨烈。当地居民纷纷为义和团战士和爱国清军送去“保胜饼”和绿豆汤，并实施救护。在老龙头火车站一带，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数千人向联军发起猛攻，在火车站一带的争夺战中，义和团战士毙伤联军士兵众多，同时还打击从大沽方向赶来的联军，攻入紫竹林租界的红楼一带。27日，联军进攻北洋机器局，遭到清军潘金山部竭力抵抗。潘金山右腿被枪弹洞穿，但仍不下火线，极大地鼓舞了清军的御敌热情。后因联军炮弹击中弹药库，清军被迫撤出，但候补千总宗永德仍坚守在兵工厂内，并下令炸毁工厂，与冲进来的联军士兵同归于尽。
　　7月9日，英、美、日、俄联军分左右两翼，从天津租界出动进犯北京，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部从租界西南方发起攻击，与联军鏖战两小时，不顾双腿中弹，依旧策马向前，后又身中数弹，但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阵亡于八里台。10日，中国军民与联军继续在津激战。聂士成麾下将士开炮猛轰火车站和租界。架设在天津城上的大炮密集开火，给联军施以重创。义和团和清军再度冲进租界。13日，八国联军的援军抵津，总兵力超过1万人。联军随即向天津城南门和东门同时发起猖狂进攻，裕禄、宋庆、马玉昆等率部且战且退，最后撤至杨村。部分清军和义和团战士虽然拼死抵挡，但已无济于事。天津保卫战最终失败。14日，天津城破。
　　8月2日，八国联军拼凑兵力，由德国军官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4日，近2万名八国联军士兵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8日，李秉衡以帮办武卫军事务的名义，统率“勤王师”抵达河西务迎战。在八国联军的围困下，“勤王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李秉衡突围后忧愤自尽。13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14日，北京失陷。中国守军大都溃散，只有在东便门和朝阳门守卫的甘军和义和团民仍继续拼杀。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仓皇逃出北京。在去往西安的路上，慈禧太后一面令清军捕杀义和团战士，一面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陷入低谷。

　　都统衙门的残暴统治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陷落后，津门遭到血洗。八国联军为协调列强在华既得利益，7月18日达成妥协方案，在直隶总督天津行馆原址设立军事殖民统治机构。7月30日，“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正式成立，初称“总督衙门”，8月14日正式确定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即“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通行简称为“T．P．G”。
　　天津都统衙门由俄国的沃嘎尔上校、英国的鲍尔中校和日本的青木宣纯中佐充任委员。10月，瓦德西提出要派德国委员加入。11月14日，经召开会议通过，德国、法国、美国各派委员1名，天津都统衙门成员增至6人。1901年4月，又增加了1名意大利委员。1901年5月10日美国宣布退出，天津都统衙门此后一直由6名委员主持。
　　天津都统衙门设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局、司法局、公共工程局及总秘书处、中文秘书处。中文秘书长是李鸿章的幕僚、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教习的美国人丁家立。公共工程局长是19世纪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的丹麦工程师林德。

　　在天津人民反帝斗争中两次被毁又重建的望海楼教堂

　　天津都统衙门最初的管辖范围，为天津城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域，但不包括德、英、法、日租界，也不包括兵工厂、营盘、铁路、电报线以及其他早已被联军占领的军事设施。到1901年2月，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被其纳入管控范围。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城北、城南、军粮城、塘沽等5个行政区。
　　天津都统衙门实行委员会“集权制”，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其出笼的《天津行政条例》规定：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施行治安管理的权力和司法权力，有权向中国人征税，有权支配中国政府的财产及没收和出售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委员会拥有裁判权，设置法庭，并有自己的一套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对华人有权判处流放直至死刑，有权罚款或没收财产。而对外国人，则要依照治外法权，只可使用警察的羁押权而无权审判。如果外国人被控犯罪，需交由其所属国的军事部门或领事馆审理。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为巩固其统治，残酷镇压义和团和爱国人士，先后将数十名团民杀害，甚至将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候补道台谭文焕处决，将其首级悬于北门示众，天津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天津城墙和炮台、营房等军事设施也被强令拆除。
　　1900年11月，天津都统衙门提出拆除天津城墙。这无疑是对天津民众尊严的严重伤害。受到极大刺激的天津士绅商贾代表按捺不住愤慨，纷纷到都统衙门请愿，要求“免于遭受居住在没有城墙的城里的耻辱”，但遭到无理拒绝。1901年1月21日，拆城工程开始，天津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座被拆除城墙的城市。设在各处的原有抵御外侮功能的炮台也成了联军的眼中钉。9月25日，位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炮台首先被拆除，后陆续将北塘的6个炮台、山海关的4个炮台、大沽的7个炮台以及位于芦台的炮台拆除，并拆毁了中营、前营、后营和新河兵营。天津原有的军事防御体系基本毁掉。
　　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法、俄、日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此后，天津都统衙门理应撤销，但时间被一再拖延。直至天津人民群起抗争，都统衙门“恐怕更有大乱”，才不得不移交政权，但却以清军只能在距天津20里外驻扎为由，只将天津的行政、警察管理权交还清政府。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无奈采取变通之法，将保定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派驻津沽，成立天津南段、北段两个巡警总局。这也是天津警察制度的嚆矢。
　　1902年8月15日，天津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地方官员办理”。这一天，也就成了中国政府正式接管天津都统衙门权力的起始日。同时，袁世凯也将直隶总督衙门改设于金钢桥畔的原天津海防公所（今金钢公园一带）。
　　帝国主义列强悍然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都使津沽大地千疮百孔，给天津人民的心灵留下了累累伤痕。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和帝国主义相继在津辟建拥有治外法权的九国租界，撕裂了传统城市管理架构，颠覆了天津传统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产生了无可逆转的社会畸变。不畏强暴、不甘奴役、不屈不挠的天津人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聚集了“睁眼看世界，切肤识自身”的社会革新、体制创新动能，通过杂糅、交汇、融合中西多元文化形态，加速开启了近代化进程，迸发出持续的发展活力。清末，天津相继成为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的中心，奠定了北方最大商埠口岸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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