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阎雷，原名阎承志，辽宁省大连市人，1918年生于农村。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自幼严慈庭训，学习勤奋。“九·一八”事变时，阎雷小学毕业，本应继续上学，但他对山河易帜，国土沦陷，内心充满忧虑，于是离家出走，流亡关内。后在天津经亲友帮助，入南开中学读书。他在南开中学除努力学习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当时南开中学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开展了抵制日货等各种宣传活动，阎雷积极参加。他利用寒暑假时间，随同学们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唤起农民爱国热情，并通过参加田间劳动，与农民交朋友。学生们的抗日宣传活动由于经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干预和阻挠，使阎雷逐渐认识到，严峻的形势发展，光靠青年人做宣传、写文章揭露是不够的，需要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直接与敌人作斗争。   

　　1936年夏天，年仅18岁的阎雷经学校保送，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的学生，到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入伍生营受训。不久，“七·七”事变引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入伍生营迁往江西南昌。1938年初，阎雷转入空军军官学校柳州初级班接受初级飞行训练。因学习成绩较好，随即转入中级班学习兵器和空中射击学。中级飞行训练结束后，阎雷顺利地升入昆明空军军官学校接受高级飞行训练，着重学习驱逐机飞行及战斗技术。1940年3月，年仅22岁的阎雷以毕业成绩名列第三、飞行单科成绩第一而获奖毕业。毕业后留守昆明，奉命一边进行战斗训练，一边担任昆明的空中警戒任务。1940年夏天，阎雷奉命调到重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空军四大队担任重庆空防重责。1940年底，上级提名阎雷调回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任驱逐机组飞行教官，兼学生队区队长。

　　阎雷在受初级飞行训练时，学习十分刻苦。他待人热情、诚挚，乐于助人，是学员中公认的好同学。当时，初级飞行训练淘汰率很高，许多学员在飞行中遇到困难，面临淘汰。阎雷与赵鸣达、张安汶、刘立维等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飞行心得，潜心学习飞行原理、航空机械、通信、气象和兵器等学科，刻苦钻研技术。1938年9月13日，日机来犯，飞行教官洪炯恒升空迎战，被三架敌机围住，洪教官单机奋战，在纵横飞洒的弹雨中，上下翻滚，英勇鏖战，卒因寡不敌众而血洒长空。阎雷目击洪教官英勇无畏，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十分敬佩，他深感作为一名爱国军人，必须掌握技术、战术，才能狠狠地打击敌人。当时他所在中级班的张安汶同学正在翻译一篇日本陆军航空队出版的《单座驱逐机空中相互战斗法》，阎雷为了尽快掌握空中作战技术，多次催促张安汶同学抓紧将原文译出，以便认真研究。他说，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在中级班学习时阎雷认真钻研兵器和空中射击学，他常与同学高祥松、张汝澄、赵鸣达、林桓等一起研究日军的侦察机、歼击机、轰炸机的性能和惯用战法；向有实战经验的教官请教怎样才能更多地打下敌机。经过一系列理论学习和训练，阎雷升入昆明军校高级班接受驾驶驱逐机训练。飞行中，他十分重视空中射击的基本功训练。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居重庆后，日军不断地大肆地空袭重庆市区和郊区，狂轰滥炸，不仅严重影响了后方军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使无数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破坏和损害。当时的重庆，在敌机弹如雨下的情况下，到处血肉横飞，瓦砾废墟，惨不忍睹。面对着犹如洪水猛兽般来犯的日军机群，负责重庆首都空防的空军第四大队疲于奔命。那时用的是苏联飞机，它在飞行速度上无法凌驾日军轰炸机，追赶起来非常吃力。所以必须事先摸准日机前进方向，采取切半径取前置角或相向对头攻击，才能勉强获一二次打击机会。一些我方飞机在与敌机遭遇时，往往由于敌机火力过猛，苏式飞机火力不足而机毁人亡。当时空防第四大队长郑少愚鉴于苏式飞机火力太弱，很难给予日机以致命损害的事实，曾提出“以机撞机”的作战构想，即只要能将对方的机翼部份撞毁，则敌机必不可能返回基地，而我方飞行员在机翼断裂，飞机坠入螺旋状态前，可能还有跳伞逃生的机会。但实验的结果，却是双方飞机相擦而过，经历了一阵猛烈摇晃后却没有坠落。飞行员们认识到空中相撞并非轻易可行，如果速度、高度与方向三者之间得不到妥善配合，两机相遇的机会极其难得，何谈“相撞”。

　　那时，日军经常以重型轰炸机来空袭重庆，而且是采用九机，甚至是九机以上大编队的密集队型。我国空军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损失惨重。到了1940年，有限的空军力量已消耗殆尽，又由于日军封锁和财力不足，飞机补充极为困难，剩下飞机已经不多，只能伺机升空迎击。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更加猖狂，昼夜派机入川肆虐，重庆几乎天天被空袭，甚至一日数惊。

　　此情此景，阎雷义愤填膺，心急如焚，他曾从昆明给我写信说：“由于国军无能，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连我们身为飞行员也被敌人赶得东奔西跑，有如丧家之犬，怎不令人痛心！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国恨家仇不能报，枉做一个军人！”他在研究如何打击大编队敌轰炸机的战术时，提出了用降落伞带定时炸弹爆炸敌机的“空中轰炸”战术。这是用少量驱逐机，带上大量的大小不同降落伞和小型定时炸弹，按照事先计算好的数据，从敌机群前上方占位投弹，构成一个立体的爆炸网，从而杀伤敌机并迫使敌机编队散开，以利我驱逐机各个歼灭。

　　阎雷提出的这一以少胜多的战术，引起了同事们的兴趣，受到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有谷的积极支持，并确定由阎雷专门进行实验、计算，试飞出投弹数据。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可资参考的资料，条件十分艰难。他深入兵工厂的车间，向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请教，共同研制小型定时炸弹，在小型定时炸弹研制出来后，阎雷曾亲自驾机进行空中爆炸试验，获得成功。于是，在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的一座大四合院内（当时是第4大队队部及飞行员宿舍）的休息室里，由王广英飞行中尉负责集合飞行员司徒福、郑松亭、洪奇雄、高又新等共同与阎雷一起研究携带空中定时炸弹飞机的攻击队形、进入方式、信管延期时间，以及对投弹前置距离等等都做了细密的估算，然后将结果向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作了报告。

　　地面推演完成后，上级批准做了一次空中模拟试验。阎雷担任假想敌机，另有我6架苏式歼击机进行对头攻击，投空中炸弹。实验结果，确认了这种空中爆炸的作战方法。在进而研究实战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利用我机的作战灵活性，准确地打击敌机，阎雷等建议在攻击时把歼击机的编队从9架改为6架；又因为这种歼击机只能挂带4枚空爆炸弹，其威力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纵深，所以一律将空弹爆炸时间统一起来，使构成较为集中的杀伤火力网。开始，阎雷对关键问题即空爆炸弹延期信管的设定秒数设计为8－10秒，后来因为歼击机的爬升极限与敌机相同，炸弹落下的时间过长，将会低于日机高度，同时会给敌机以回避机会，但如果时间定得过短，则将使我投弹机受损。为此，他们把设计秒数改为6秒。“空中轰炸”战术经大家研究确定后，在重庆兵工厂赶制了一批用于空爆的小型定时炸弹。

　　1940年8月20日，敌机20几组九机大编队，再次飞到重庆上空肆虐。四大队的勇士们怒不可遏，由郑少愚大队长亲自领队驾驶歼击机立即升空，猛力爬高，在飞行到4000米以上高空时，由于高空缺氧，每人都含着俗称“烟嘴儿”的氧气管，头晕目眩地驾机爬高仍不能免受缺氧的威胁。当6架歼击机升到6000米高空时，飞机已在失速的边缘维持飞行，队员们凭借娴熟技巧，追随着郑少愚大队长，准确地将歼击机飞到了日机的前进航线上。

　　眼前一片黑鸦鸦的日本机群出现了，它们为了轰炸效果的集中及自身防御火网的编成，仍以大雁形密集编队来袭。我方6架歼击机立即分为左右两个攻击小队，以相对速度很快就和日机拉近了距离，日机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形成了一大片严密的火网。6位中国飞行员临危不惧，并没有开枪还击，而只是保持着航向和高度差，估算着敌我之间的距离，期望“空中爆炸”能最有效地歼灭敌机。

　　郑少愚大队长在到达一定的前置投弹点时，开始摇摆机翼，示意各机准备投弹，5位空中勇士立即拉启投弹拉柄，机翼挂架下的炸弹立即飞离机身，并扯出了它的降落伞，降临日军机群。200多架日机驾驶员满以为避过了这场攻击，没想到眼前却是满天的小白伞，6秒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空爆弹定时爆炸了，日本机群上空爆出了许多闪光，在他们还没有摸清头脑之际，日军轰炸机已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震摇得东倒西歪，队形立即陷于混乱，其中一架轰炸机，拖着一道白雾掉出了编队之外，只因空中硝烟弥漫，看不清有多少敌机被炸坏和当场开花，只见敌机在惊惶失措中狼狈折逃。

　　空中爆炸成功了，阎雷受到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嘉奖。空中爆炸获胜后，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现由于提前量稍大，敌机尚未完全进入杀伤威力圈，炸弹就在敌大编队机群前方爆炸，故收效较差。进而研究了缩小投弹时的高度差等问题，信心百倍地期待下一回合的更大胜利。

　　第二次空爆杀敌，由柳哲生中尉率领升空迎敌，日本机群发现我机直冲蓝天，立即拼命猛转机身，逃之夭夭，形成中日开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奇景。

　　接连数次，日本轰炸机群都因为撞上我“空中爆炸机”而草草收兵，我机猛飞直追，炸得原本横行无忌的敌机终于知难而退。整整有一个多月时间，日本轰炸机只敢在重庆外围地区骚扰而不敢空袭市区。

　　1940年阎雷被调回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任驱逐机组飞行教官。1941年12月，日军实行“南进”政策，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加速解决中国战局，第二年春夏间，日军从越南边境迂回进扰滇西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是当时我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沿途堆积着大量外援的武器、弹药、汽油等军需物资，途中还有大批逃难回国的华侨难民。可是，当时只有少数地方部队在云南保山以西的惠通桥据河阻击，扼守滇缅路西入云南的怒江要津。由于敌军频繁攻击，守军已渐渐不支，紧急要求空军支援，如不阻止敌人进攻，就将造成无数生命财产和军用物资的损失。驻昆明的空军长官，派出轰炸机中队前往增援，但损失极大。这时，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兼昆明空军司令王叔铭命令阎雷驾驶美制霍克Ⅲ型歼击机急飞惠通桥，阎雷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单机超低空飞行，重创了惠通桥之日军。不久，敌更猖狂，阎雷再次奉命炸毁惠通桥，阻截敌军前进。起飞前，阎雷杀敌心切，将数秒钟即爆炸的定时引信定位器装在重磅炸弹上，为使其命中爆炸目标，阎雷已不顾个人生死，冒险取去炸弹的空中保险装置。那天，是1942年6月4日，他从昆明巫家坝机场挂弹起飞，由于炸弹和挂弹架不配套，他只好用铁丝临时捆了捆。当时，机场工地凹凸不平，挂弹的飞机颠簸地滑到了起飞线，正滑动加速准备起飞时，突然，一颗炸弹脱落爆炸，阎雷以身殉职，年仅24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阎雷牺牲后，我从贵阳赶往昆明为他办理后事。空军军官学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的有驻昆明各军种代表、空军军官学校师生、空军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上级宣布阎雷为抗日空军烈士，从空军中尉晋升为上尉，还专门为他谱写了一首挽歌。送葬那天，专门派出三架教练机，翼尖上挂着长幅黑布条，在空中伴送。遗体安葬于昆明抗日空军烈士墓。为了纪念他，学校将运动场命名为“阎雷场”，并在学校中山室专辟一角，称为“阎雷角”，展出他生前研究的空中伞弹、延期炸弹和他仅有的两件衣服。抗战胜利后，空军军官学校迁回杭州，曾拟于笕桥机场竖塑阎雷像。天津市政府修建的抗日烈士纪念馆内，亦安置有阎雷烈士遗像和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