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刘晋峰主席年仅15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后，在蠡县从事宣传和公安工作。1945 年到津南县公安局工作，后任县公安局长。1948年任天津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兼检察院检察长，为迎接天津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郊区委书记兼区长、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担任市领导职务，先后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兼纪津检查委员会书记、市政协主席。在回忆录有关于抗战末期在津南开展工作的一段记载。

　　一、时代背景

　　1945年4月30日，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等大城市。在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军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为全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抗战末期成立津南县委和县政府，目的就是扩大解放区，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二、敌强我弱的斗争环境，三十六计避锋芒

　　大气候和大形势有利于我方并不意味着局部环境也有利于我方。津南的斗争环境极其复杂，日、伪、顽并立，土匪横行，我们县委和县政府机关成立后，积极地开展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植根于群众，依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工作。由于敌强我弱，我们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是新区，距敌占区近，基础又差，有些地区工作主要是在夜间进行，即使是夜里，也得时刻提高警惕，防止被敌人发现。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活动时有时不走大道，专走羊肠小路，每逢工作需要必须横穿公路的时候，为了避免中了敌人的埋伏，往往在离公路较远的地方就得趴在田埂或土丘后面隐蔽好，然后往公路上扔几块土坷垃，观察公路上有什么反应。若是没什么动静，这才迅速穿过公路。津南是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强的地区，又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每当敌人扫荡时，我们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避开敌人锋芒，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去。用“东躲西藏”来形容当时的工作状况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我们躲避敌人扫荡的办法基本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转移到比较偏僻背静的村庄，这种地方因为交通不便、且多是贫苦农民居住，敌人一般极少涉足；二是躲到海边渔民捞鱼虾的小窝棚里，这种地方视野开阔，一般又靠近苇塘，如有情况，可以及早发现并躲进苇塘里；三是藏在大污“蛤蟆墩”里，这种“蛤蟆墩”是一种权宜的隐身之处。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我们常常在大草地里预先挖好秘密的藏身洞，既可以隐蔽又可以当作战斗时的工事；此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办法，就是住进伪保长或地主的宅院里，并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暂住你家，出了事就由你们负责。住下后，白天遇到有村民来这家串门，我们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就说服他们留下来，等到天黑之后再让他回家。天一黑，串门的人回家了，他们也就立刻转移，不再怕串门的人走漏消息了。

　　即使采取这些措施，危险也时时伴随着我们。在津南开展工作的初期，我就亲身经历过两次九死一生的险境。

　　三、第一次虎口脱险

　　1945年5月，那时我在县公安局工作，我到一区小苏庄一带开展工作。一天，我和一区区长谢显周等同志进驻小苏庄，了解该村的除奸反特情况。同时，因为麦收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还要发动群众开展护麦抢收斗争。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该村一位姓高的农民家里。因为他家里挖了地道，一旦有情况可以钻进地道隐蔽。第二天拂晓时分，敌人突然包围了小苏庄。待到我们察觉时，已经能从高家的屋子里看到头戴钢盔的日本鬼子。这些鬼子一个个端着“三八大盖”枪，在高家前面的那户农民家的房顶上四处窥视。敌人近在眼前，而且已经上房压了顶，再想冲出去已是不可能了。我和区长谢显周等3位同志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即钻进地道。房东高大哥因为害怕，也随我们钻进了地道。地道的入口就在高家做饭的锅台腔子里，我们进去之后，又从里面把大铁锅放好，一般来说，这样的洞口敌人很难发现。可是不知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敌人是有备而来，事先就知道有八路军在高家住着。因此，我们刚刚进了地道，敌人就涌进了高家的院子里，先在院子里搜查了一番，然后又砸开我们住宿的那间屋子的门，搜索了一阵，发现了洞口。敌人守住洞口，让汉奸在洞外边高声喊:“八路军快出来吧，缴枪不杀！”我们隐伏在洞里，没理他们。过了一会儿，敌人见洞里没动静，便硬逼着一位老乡钻进地洞叫我们出去。这位老乡被逼无奈，只好举着一支点燃的洋蜡小心翼翼地从洞口钻了下来。我们在洞里看得十分清楚，见只有这位老乡一个人下来，后面并没跟着敌人，也就没有开枪射击。老乡进了地洞，把上边的情况向我们报告后，他索性也不上去了。敌人等了半天，连喊带吓唬，不见那位老乡上去，于是开始朝洞里打枪。好在我们藏身的这个地洞比较深，而且洞身与洞口形成一个拐角，敌人从洞口上朝下打枪根本就伤不到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理他们，让他们随便打。敌人打了一阵枪，见我们没反应，于是停止射击，在洞外边商量了一会，又派一个汉奸下了地洞。那汉奸战战兢兢地进了洞，因为外边亮，洞里黑，我在洞内看得清清楚楚，就冲着他打了一枪。这一枪没打着他，可也把他吓坏了，他哆哆嗦嗦地急忙又爬了上去。敌人又商量了一阵儿，可能觉得派人强攻不行，就从村里搜集了许多柴禾，在洞口点燃了，向洞里灌烟想把我们熏死，或迫使我们出来。我们早已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手，就一齐动手把洞口封死。结果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进来的烟又冒了上去。但是我们发现敌人灌烟之后才开始动手封洞的，因此，洞内也被灌进了些烟，同我们一起来的一位交通员被熏倒了，经过我们抢救，过了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洞被我们封死了，就得想办法另辟蹊径。正好这个地洞有一个翻眼，我们封死洞口后，立即从这个翻眼转移到了另一个地道里。上面的敌人屡施毒计均未得逞，仍然不死心，他们干脆采取了最笨的一招——组织人挖洞。我们在下面听见上边叮咚作响，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像这种挖法，恐怕得把整个村子的地面都翻过来才找得到我们。就这样，从拂晓到天黑，人整整在上边折腾了一天，结果是一无所获。他们无计可施，也累得筋疲力尽了，到天黑时，只好收兵退回了唐官屯据点。我们那时也没有手表，听着上边渐渐没了挖洞的声音，估计着是天黑了。大伙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敌人多半不敢在村里过夜，我们必须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冲出去，否则，敌人若是派兵守住洞口，我们即使不被敌人挖出去也得闷饿而死。正商议着如何出去呢，忽然听到头顶上好像有剁菜的声音，我们据此判断，这里可能有一个洞口。摸索着找了一阵子，果然找到了一个洞口，洞口上边有个盖，放着一口大缸。当我们从这个洞口钻出来时，把这家的房东吓了一跳。待定下神来，发现是我们，这才告诉我们，敌人忙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弄到手，天一黑就集合队伍往大庄子村那边开拔了。了解到敌人确实已经撤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那位房东给我们做了饭，我们也不敢多耽搁，匆匆吃饱了肚子就立即离开了小苏庄。

　　这次死里逃生，可说是有惊无险。那时候干工作，本来就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虽然在阎王殿大门口走了一遭，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打不死，工作还得照样干。从小苏庄脱险后，我来到徐庄子村，继续开展工作，布置护麦抢收。这期间，我感到身上奇痒难耐，开始以为是又长了虱子，后来越痒越厉害，感觉也不大像是虱子作怪。脱下衣服仔细一看，身上起了不少小红点，一片一片的，越挠越痒，痒得钻心。后来才弄明白，这是那天在小苏庄钻了一整天地洞，由于洞内空气潮湿，皮肤受刺激而出来的斑疹。当时缺医少药，连战斗中负伤挂花的同志都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何况这种小小的斑疹，就只有忍着，以为过几天就会好了。

　　四、第二次虎口脱险

　　一星期后，我又来到南和顺村开展工作。这一次不知又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南和顺村。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一支枪，想冲出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又钻进了地洞。敌人进村后，抓些老百姓，硬逼着他们四处寻找洞口抓八路。由于当时已是1945年，我冀中地区的地道战早已威名远扬，敌人屡屡吃了地道战的亏，便想方设法搜集我方地道结构及洞口掩蔽的情报，久而久之，敌人也掌握了一些规律，基本上知道我们的洞口都设在什么地方。因此，找了一会儿，敌人终于找到了我藏身的那个地洞的洞口。他们发现洞口后，又不敢下来，先是虚张声势地在外边喊话:“八路军投降吧！缴枪不杀。”喊了一会儿没动静，又往洞里扔大砖头。我躲在洞里不理他们，只是举枪对准了洞口的方向，心想，你们只要敢下来，我就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因为我进入的这个地洞只有一个出入口，并没有与其他的地洞相连，我只能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事后我才了解到，敌人并没有确切地掌握南和顺村有八路军在活动的情报，只是听说这一带有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具体在哪个村，他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包围南和顺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瞎蒙，有点儿像老百姓说的那样——“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敌人虽然找到了一个洞口，但却无法肯定洞里面就藏着八路军。他们喊话，扔大砖头，都是想试探洞里到底有没有人。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没有冒冒失失往上打枪，如果我开了枪，敌人确切知道洞里藏着八路军，肯定不会轻易罢休。这样，敌人折腾了半天，除了我藏身的这个洞口之外，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在这个节骨眼上，村里维持会的人也及时赶来。从维持会的立场出发，就算洞里真的有八路，他们也不愿让敌人把我抓出来，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八路军个个不怕死，一旦暴露了目标，肯定跟鬼子拼命，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真打起来，不但老百姓的房屋、财产受损失，事后敌人还得给村里扣个“窝藏八路”的罪名，到那时不是烧房就是抓人杀人，村里就得遭大难。因此，维持会的人及时赶来疏通，悄悄塞给汉奸头子一些钱。汉奸们的立场一变，鬼子也就不再坚持了。他们很快就集合队伍，离开了南和顺村。就这样，我又一次绝处逢生，脱离了险境。

　　这连续两次虎口脱险的事都发生在我进入津南开辟新区的最初阶段。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着无法避免的必然性。因为是新区，群众尚未真正地、完全地发动起来，再加上津南地区的环境本来就具有极特殊的复杂性，这样，群众基础薄弱、人员成分复杂，致使保密工作难做，消息也不够灵通，才出现了连续两次被敌人堵在地洞里的危险情况。

　　（摘编自《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天津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