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蠡县，1923年中国共产党即已在这里开展活动，这片热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贫苦、质朴、善良的农民，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不甘受屈辱、敢于与黑暗的旧制度拼死抗争的热血男儿。

　　刘晋峰同志就出生在蠡县刘家营村，他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战争，历时5年，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孩子成长为革命干部，经受过各种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枪林弹雨的故事，其中也不乏“天公作美”的“神来一笔”，“智取大柳树炮楼”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一、将计就计，日寇锦囊变枷锁

　　日本鬼子为了应付我抗日武装的打击和骚扰，又采取了新的对策：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维持会”、强令各村指派专门的联络员。其中，维持会也就是“维持治安，防止八路军活动”的意思，同时还负责向村民征集军粮、棉花等军需物资；而“联络员”则相当于敌人指派的旨在搜集我方军事动态及政治情报的人员。这是日军为强化治安、加强统治而采取的措施。由于敌占区处于日军的军事统治之下，老百姓与之正面对抗、拒绝成立维持会或拒绝担任联络员都是行不通的。日本鬼子凶狠残暴，稍不如意就杀人放火，视和平居民的生命如草芥，老百姓公开与之对抗肯定会吃大亏。鉴于这种情况，我方即动员教育干部将计就计：表面上按照日军的命令成立维持会，选派联络员，暗地里，在我抗日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动员、策划下，安插可靠的地下党员和干部担任敌人的联络员，利用合法身份自由进出敌人的据点、岗楼，表面上为敌人工作，向他们报告八路军的情报，实际上是了解敌情，配合我武工队、游击队伺机打击敌人。这样一来，敌人的“联络员”成了我们的情报侦察员，敌人自以为是“耳目”的人反而成了我方的耳目。这些“耳目”们，给敌人提供的是假情报，为我方提供的却是敌人的真实情况和最新动态。我方根据联络员提供的准确敌情，及时制定对敌斗争的策略，主动地打击敌人。

　　二、急不得，静待东风捣黄梁

　　“大柳树”是个村名，该村距县城大约20 余华里，敌人在那里修了一个炮楼，驻有24名伪军，领头的是伪治安军中队长郝福生。这个汉奸头子是保定市西郊郝家庄人，曾多次杀害我抗日军政人员，负有许多血债，实属罪大恶极。有一次，以郝福生为首的一伙伪军堵住了藏在地洞里的我蠡县县长林里青同志，竟残忍地往洞里扔手榴弹，将林县长炸死在洞里。郝福生手下还有一名伪军，名叫王明刚，原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一名炊事员，后来背着5支步枪投了敌，这一类投敌叛变分子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1943年夏，中共蠡县县委敌工部决定选派中玉田村干部、中共党员崔兆卿同志以联络员的身份打入大柳树炮楼内部，详细了解炮楼内部人员及武器装备情况，为我方拿掉这个炮楼做前期侦察工作。

　　不久，崔兆卿同志就以联络员的身份为掩护，将炮楼里的人员状况、火力配备等情报搞到了手。他据此向领导建议拿下这个炮楼，但区、县领导没同意。因为此前我八路军曾两次攻打这个炮楼，都是因为对炮楼内部的许多情况不甚了解，加上人员及火力不足而失利了，有了前两次失利的教训，这次不拿则已、拿则非胜不可。而当时我大部队还在山里，县内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武装，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指示崔兆卿同志继续侦察敌情，同时注意不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1943年秋末，我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敌人日益感到我方力量的壮大，惶惶不可终日。郝福生为了加强保护力量，下令成立一个“联保办公室”，崔兆卿同志将此情况汇报给敌工部领导，敌工部决定让崔兆卿同志去当那个联保处长，同时加派共产党员李桂芬和刘洪志当副处长。这样一来，敌人的联保处就完全处于我方掌握之中。

　　1943年12月24日，时任区委书记的李悦农同志（建国后曾任唐山地委书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不幸遇难）正式通知崔兆卿：准备拿掉大柳树炮楼。当晚，在中玉田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李悦农、县敌工部长齐俊岩，县大队长谷振海（建国后曾任天津市水利局副局长）、县大队副政委张吉庆和二十四团的一位副政委。会上，崔兆卿同志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方案：因为敌人的武器弹药都放在楼上，拟由我部队秘密包围炮楼后，由他寻找机会上楼去把门关好，使敌人无法进入，然后他从楼上往下扔手榴弹。我方部队听到手榴弹爆炸声就立即发起冲锋，上下同时进攻，这叫给敌人一个“劁猪割耳朵——两头疼”。这一方案立即被与会的领导和部队指挥员一致采纳。为了更准确地抓住战机消灭敌人，崔兆卿同志又画了详细的地形图，指挥员们当即根据地图选好了突破口，最后又决定派联保处副处长李桂芬同志给崔兆卿当助手，到时候一起上炮楼。

　　三、恶犬当前，巧借“神助”解困局

　　此后几天，崔兆卿同志一直在寻找上楼的机会。可惜，因为伪军中队长郝福生住的那间屋子正好把住楼门，要想上楼，首先就得想办法支开郝福生。崔兆卿初当联络员的时候，郝福生对他怀有戒心，总是不信任他。可是崔兆卿同志很会揣摸这个汉奸的心理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很快赢得了郝福生的信任。就在崔兆卿苦苦寻找支开郝福生的办法时，机会来了。有一天，崔兆卿装作闲聊，来到郝福生的屋里，见他两眼惺忪，哭丧着脸，便问：“郝队长，你不舒服？我去找个医生来给你看看？”郝福生则一脸惊惧之色地告诉老崔：“这几天夜里，我睡着了就觉得有个大黑东西来吹我，吹得我睡不好觉，浑身哆嗦。”老崔听了，心中暗喜，便故作惊论：“有这事？这可不太好。郝队长，咱们平时处得不错，我可不是吓唬你，你住的这个屋子，门前就是挺玄乎的。你想啊，八路军来攻过两次，这个门前可没少死人。没准是哪个屈死鬼……”郝福生这个铁杆汉奸平时杀人不眨眼，却偏偏讲迷信，最怕别人提妖魔鬼怪什么的。老崔的话还没说完，他的脸已经变成了腊黄色。见他吓成这个鬼样，老崔直截了当地建议：“队长，我看你还是搬家吧。”一听这话，郝福生可能觉察到有失体面了，他摇头拒绝，还硬充好汉地说：“我才不怕呢，再睡觉时我枕着这把东洋刀，那个黑东西再来，我一刀宰了他！”其实他心里害怕得要命，他杀人太多，总怕那些冤魂夜里找他索命。过了几天，老崔假装关心地询问他睡觉好不好，他才一惊一乍地说了实话：“真是怪了，我只要一闭眼，那个黑家伙就出来吹，我一睁眼，他又没了。”老崔趁机劝他：“队长，搬了吧，你现在身体弱，在这儿跟这些野鬼瞎碰什么？等身体好了再搬回来不就行了吗？”这么一劝，总算给郝福生找了个合阶。他终于同意搬到别的屋子去住了。

　　四、烽火为号，摧枯拉朽破敌堡

　　1944年1月5日晚上，我武装部队完成了对大柳树炮楼的包围，崔兆卿和李桂芬两人按计划来到炮楼，刚过吊桥，敌人的吃饭铃就响了。老崔走进郝福生的屋里，郝福生见了他还假惺惺地说：“老崔，在我这儿吃吧。”老崔说：“不啦，我嗓子疼，先去厨房找点儿水喝。”说着就走了出去，来到厨房，李桂芬同志正等在那里，他俩端着水与几个伪军寒暄几句，便一起出门，往炮楼边上凑。眼看离炮楼只有两步远了，突然，第三道吊桥上站岗的伪军扭过头来盯住了他们。老崔和李桂芬只好停下脚步，假装点烟。怡在这时，不远处传来吆喝牲口的声音，那个站岗的伪军又转头去看大车。老崔和李桂芬抓住机会，迅速跳进了炮楼。炮楼门是个单扇的铁门，老崔和李桂芬进楼后，为防止敌人追进来，立即一齐用力关上铁门，从里面上了闩。两人拿起手榴弹，拉了弦就从楼上扔丁下去。郝福生万万没想到这两个“联络员”会与他们为敌，直到手榴弹接连不断地炸下去，他才如梦方醒，气急败坏地指挥伪军拼命还击。可惜，楼门他进不来，从下往上打枪又根本看不见目标。所以，这种还击根本不起作用。这时，大柳树村边响起了机枪声，老崔趁机高喊：“我们是八路军二十四团的，你们快投降吧！”郝福生听到枪声，马上又组织伪军们转身向外射击。这一下，老崔和李桂芬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就格外得心应手了。外边往里攻，里边往外打，打得敌人一个劲往封锁沟里跳。骄横凶残的汉奸头子郝福生见大势已去，只好举起手枪高喊：“老崔哥，老崔哥，别打了，我们交枪!”我们的部队此时已冲到了楼下，沟里、地面上的伪军齐刷刷地双手举枪、缴械投降了。

　　这一仗，生俘24名伪军，缴获步枪24支，手枪4支，橹子两支和手榴弹一箱。伪军中队长郝福生和投敌叛变分子王明刚被我军首长当场宣布了罪行，执行枪决。有一个叫张子英的伪军，见我方枪毙了郝、王二人，撒腿就跑，被我八路军战士一枪击毙。剩下的 21名男女俘虏被押解到北郭丹村，经做工作，愿意留下参加八路军的就留下，愿意回家的则分别发给了路费。

　　拿下大柳树炮楼，还有个“副产品”——原来，我方在攻打大柳树炮楼之前，曾派人到附近的南白楼（村名）炮楼喊话，动员那里的伪军缴枪投降。南白楼炮楼的伪军说，只要八路能拿下大柳树炮楼，他们就同意投降。其中原委不言自明：大柳树炮楼工事坚固，伪军人数多，火力猛，如果我们有能力拿下大柳树炮楼，南白楼的敌人自然也就不顽抗了。敌人倒也真是“守信用”（其实是慑于我方的威力），在我们拿下大柳树炮楼的第二天，南白楼炮楼的敌人就缴械投降了。这个典型战例说明了我们联络员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就实际情况而言，担任联络员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多数联络员都是决心抗日到底的进步群众。在敌人眼里，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而在我们心目中，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群众却是我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不可缺少的帮手。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在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前提下才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不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在战争中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寸步难行。

　　（摘编自《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